本报记者 黄宏

　　法治，是社会公平正义而又充满活力的源泉。

　　建设“两富”、“两美”浙江，离不开法治强有力的保障。为了这个梦想，建设“法治浙江”8年来，浙江上下探索、不遗余力，积极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各项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

　　立良法、施良策、谋良治，8年来，“法治浙江”建设的步伐始终铿锵有力，使公平正义的阳光洒满浙江大地，照亮无数人的梦想，温暖无数人的心灵。

　　立良法：广纳民意保障发展

　　法治，必须是良法之治。

　　今年9月11日，杭州市法制办举行立法听证会，讨论《杭州市老年人权益保障规定（草案）》。崔盐生再次出现在现场。

　　在杭州，崔盐生是出了名的“听证专业户”，至今已参加40多次听证，其中半数为立法听证。每次他都非常投入，搜集材料、走访调查、分析资料，并在会上慷慨陈词。

　　崔盐生的“听证生涯”，折射出我省坚持“开门立法”的进程。

　　地方立法以往被戏称为“部门立法”：立法规划、立法项目往往由部门提出，所立项目多和部门利益相关。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利益主体多元，如何在立法时更好地倾听民意、畅通民意表达渠道，以减少“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情”的情况？

　　近年来，浙江坚持开门立法，无论是提出立法项目、制定年度计划、起草法规草案、调研征求意见，还是法规审议修改等环节，都坚持不懈地推进公开化、民主化。

　　王晶晶是余姚一名普通高中生，她没想到，自己的一份暑假实践报告，居然会成为地方立法的参考依据。

　　去年暑假，王晶晶和同学在社会实践时发现：根据现行规定，危房鉴定以幢为单位，需要全体业主提供产权证明。这意味着，只要缺失一个业主，就无法进行危房鉴定。为此，她向宁波市人大反映这个问题，建议由社区牵头申请房屋安全鉴定。宁波市人大法工委肯定报告“具有较高的立法参考价值”，并表态“考虑适时启动立法程序”。

　　擅听者方能擅行。今年，省人大常委会确定27个立法基层联系点，建立固定联系单位，协助收集立法工作相关信息。

　　开门立法，进一步拓宽了公民参政的渠道，提高了立法质量，密切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提高了群众对立法工作的参与度。与此同时，我省不断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和方式，使立法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

　　2008年10月，省人大常委会成立新一届地方立法专家库。2008年11月，省政府立法专家库开始筹建，在向省内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及有关部门、单位征集专家人选后，省政府法制办最终确定了40名专家学者。

　　立法工作民主化、科学化水平不断提升，逐步摆脱了“部门利益法制化”的倾向。今年7月底审议并通过的《浙江省社会救助条例》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省人大常委会去年11月初审条例草案后，通过印发各地人大和浙江人大网、地方立法网等途径，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多次赴基层调研，听取基层政府、人大代表、镇街、社区（村委会）和具体经办人员的意见建议，召开专家论证会和省有关部门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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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人大还创新方式方法，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手段，不断淬炼监督的刚性。2013年，省人大常委会共听取和审议28个工作报告，就14部法律法规开展执法检查和执法调研，包括饮用水水源保护、食品安全、防洪排涝、养老服务等。上一届人大常委会共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情况的报告97个，对26部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调研。

　　正因如此，我省与国家法律体系相配套、适合浙江实际的地方性法规规章不断完备，执行力也不断提高。

　　施良策：权力运行公开透明

　　前段时间，苍南法院发布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情况：2012年以来，行政首长出庭率上升幅度明显，其中公安、卫生等9部门的“一把手”出庭率达到100%。

　　部门“一把手”出庭应诉，是浙江首创的一种做法。这源于一个理念：法无授权不可为。政府治理现代化，首先要确立法治权力理念，规范权力运行，政府或公权力部门不能随意干预社会管理和经济活动各个层面。

　　浙江不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引人注目的是在去年11月，我省在全国率先启动 “三张清单一张网”建设，今年7月又在全国率先部署 “责任清单”工作，逐步形成“四张清单一张网”：政府权力清单、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责任清单和浙江政务服务网。这标志着政府自身改革进入了一个以权力清单制度为突破口、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新阶段。

　　省级部门通过简政放权，权力事项“缩”至4236项，并按照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10类列出，同时明确“未在权力清单上列出的权力项目今后不得行使”。当前，我省正在编制责任清单，明确政府部门“法定职责必须为，不为就是失职失责”。

　　以此为撬动杠杆，我省积极推动行政体制改革：扩权强县、强镇扩权，合理划分和依法规范县级政府及部门的职能和权限：对舟山群岛新区建设新下放400余项管理事项，对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新下放300余项管理事项，对其他地方新下放200余项管理事项。

　　如今，全省已有76个市、县（市、区）开展城市管理领域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衢州市、义乌市开展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在义乌市佛堂镇试点基础上，我省正稳步在各地中心镇推行综合执法，推动行政执法重心下移。

　　在资源配置中，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行政服务“一个窗口对外”、“一站式办公”，既便于群众办事，又能对部门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监督。现在，全省各市、县（市、区）均建立了行政服务中心，简化了办事程序，缩短了办事时限。

　　法治政府建设，促使政府不断简政放权，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大幅减少，从中得到实惠的，正是普通群众。前段时间，浙江茗利来机械有限公司负责人申请企业核准登记，法定审批时限是20日，没想到的是，在他申请后的第二个工作日，新昌县行政服务中心工商窗口就为他办好了登记。

　　更让人欣喜的是今年6月26日开通的浙江政务服务网。这张网，列出了省级部门的所有权力清单，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上网办成事情。

　　善治，也需要集思广益。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探索过程中，省政协发挥联系面广、包容性大，能更好地收集民情民意的优势，积极围绕全省发展大局，开展重点课题调研、专项集体民主监督，从另一个层面夯实法治基础。

　　浙中律师事务所主任严亮齐是金华市婺城区政协委员。在深入农村走访时，严亮奇发现基层法律援助现状堪忧，人员少、素质参差不齐，缺乏资金保障……2008年，他提交了《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议》，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份建议竟被列为省政协重点提案，有力助推了我省法律援助进农村工作。农村治理中，从此开始活跃着越来越多从城里来的“法律顾问”。

　　谋良治：筑牢防线维护公平

　　司法，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今年7月，“浙法公开网”正式开通，这是全国首个省、市、县三级法院一体化公开、一站式服务的司法公开网站。现在，随着阳光司法的推进，互联网、门户网站、微信、微博……这些新媒体的应用在全省已经遍地开花，“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上网是原则、不上网是例外”已成众所周知的事实。

　　委托司法拍卖佣金高、暗箱操作潜规则多……这曾是司法拍卖的通病。2012年6月，省高院率先探索通过淘宝网进行司法拍卖。当年6月26日，宁波市两家基层法院的两件轿车拍品率先上线公告，超过30万人次围观。10多天后，这两件拍品被大幅溢价拍出。

　　截至今年6月，我省司法拍卖总成交额达119亿元。从最初的汽车、房产为主，扩大至机器设备、厂房、商业用房、公司股权、海域使用权等，几乎涵盖所有涉讼资产。

　　民警岗位执法资格制度，建立健全执法责任体系，完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严格公安机关执法质量考评和推广使用执法办案平台，推进执法信息化建设……这些我省公安机关在全国率先推行的举措，使我省百名民警破案数和提请逮捕数连续多年居全国首位。

　　我省检察机关进一步完善基层检察院规范化建设分类考评，开展撤案、不捕、不诉、无罪判决案件复查，人均办案数全国第一，办案质量全国第二。

　　今年9月，我省的“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全面上线运行。案件信息公开网及时向社会发布重要案件信息，包括有较大社会影响的职务犯罪案件的立案侦查、决定逮捕、提起公诉，公众广泛关注的刑事案件的批捕、提起公诉，检察机关开展重大、专项业务工作的进展和结果等情况。

　　公平正义，还体现在有错必纠上。在去年，我省相继平反张辉、张高平叔侄杀人冤案和萧山一起涉及5人、因错判服刑17年的冤案。这两起冤案的平反，体现了我省司法机关有错必纠、公开透明的司法自信。

　　与此同时，我省切实维护和扩大群众的民主权益，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每月的5日，对嘉善县西塘镇翠南村的村民来说，是一个重要日子。这一天是村里的“质询日”，村民们可向村两委集中提意见建议。董家自然村的村道建设久拖不决，经村民质询监督，通过集体讨论后招标，半年不到，村道通车。

　　基层民主创新方兴未艾。发轫于武义的村务监督委员会，解决了民主选举后监督缺位乏力问题，使村民监督从“有名无实”变成“有名有实”；源于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从一般性事务到财政预算决算，范围逐步扩大，百姓参政议政的积极性高涨；网络问政逐渐兴起，轻点鼠标，百姓就能向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反映问题、提出建议……

　　依法保障群众的民主权利，充分尊重民意，人们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高涨，也使得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始终充满了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