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婕

　　一连几天，回复报题短信都是几个字：“写《黄金时代》文艺评弹”。迟迟未成稿，自己也不好意思，索性闭门造车，却还是犹疑不决。因为，从拍摄制作到营销宣传，《黄金时代》似乎都已经被定了性：一次另类而比较失败的“实验”。

　　媒体看片回来，被问及最多的不是“许鞍华拍得好不好”“汤唯演得怎么样”，而是“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影片上映后，那些未被普及过民国文学正史野史的“普通青年”的观后感也很一致：“真是作！真离奇！真文艺！”

　　这样的结果，影片主人公萧红——就是那位初中语文课本里《回忆鲁迅先生》的作者，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猜中了。她曾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当我死后，或许我的作品无人去看，但肯定的是，我的绯闻将永远流传。”

　　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用作家李舒的话说，“曾经有一个时代，男子善于妙手著文章，女子也会白描世态炎凉，他们和爱人白日携手游冶，夜里把盏到雾重月斜。离家去国，绵长岁月在壮阔山河里游走，是为民国。”

　　当许鞍华用“我叫萧红，原名张廼莹……出生于……病逝于……”这样具有间离效果的独白作为开场，当她为拍完萧红与萧军在东兴顺旅馆初次相遇这个“想了好多年的镜头”而难掩激动时，可曾预料到，投资超过7000万元、拥有豪华创作团队的“大文艺片”《黄金时代》竟会如此失意，上映12天，累计票房4380万元，回收成本仅20%，甚至不敌动画片《麦兜》。热热闹闹的国庆档过去，《黄金时代》留下一个落寞的背影。

　　用文艺闯天涯从来都是一件前路莫测的事——想要自由，辛苦辗转而又不肯舍弃浪漫，免不了要留下一地不忍卒看的生活碎片；而把文艺青年的“奇幻漂流”拍成文艺片更是难上加难——萧红的时代尚未遥远到只能想象，也没有亲近到可以共同呼吸，讲萧红故事有很多方式，导演和编剧选了最难的那种——在时空交错的结构下，飘过大雪纷飞、长江黄河，到达最南端紫荆花开的香港；一路的同伴，相遇，拥抱，短暂温暖，然后消失不见。许鞍华拍摄《黄金时代》已经67岁了，这显然不是她创作的黄金时代，但萧红是她“做了40年的梦”。“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决定怎么爱、怎么活，这是我要的自由，我的黄金时代。”电影中，她借汤唯之口，勾勒出心中的萧红。

　　《黄金时代》角色海报里，也出现了“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句式，每一张的落脚点都是“自由”。萧红的故事，正是始于“一切都是自由的”，那是一个东北文艺女生看似荒唐的新生活实验——呼兰河小城张家的女儿张迺莹，初中毕业后受新思潮的影响，想要逃婚继续读书。被未婚夫抛弃、走投无路之际，投书报社，遇到了当时担任编辑的萧军……志同道合的人从五湖四海奔来，最终汇聚成一块新的大陆。

　　《黄金时代》是一部不怕剧透的电影，或者说，萧红的苦难人生、坎坷情路、文学光华，早已在她自己的《弃儿》《生死场》《呼兰河传》里被剧透完了。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许鞍华的《黄金时代》都是独特的。

　　据说电影拍得很苦：主创团队辗转上万公里，用非常粗粝的场景，非常克制的笔墨，非常认真的考据，对民国文艺圈进行了非常“拼命”的解读，“又哭了”“又醉了”“又伤了”成了剧组的高频词。

　　但又传那些拍《黄金时代》的人都很兴奋：比如剧本初稿一口气写了600场的编剧李樯，比如“认出了风暴”“没有一刻内心不激烈的”的汤唯，比如挨饿、受冻、“相信自己就是那个时候的人”的王千源。

　　作为一部有野心的文艺片，《黄金时代》长达177分钟，伏笔过多，线索过杂，的确需要感知力、耐力较强的观众才能“阅读”。但最大的野心体现在电影的叙事方式上——每位演员都交了两份功课，一份像“正常”电影一样，假装不知镜头的存在，顾自做戏；另一份则直面镜头，述说心事，或者评价萧红。演员和观众之间那堵无形的墙被拆除了，但与此同时，观众也必须与故事保持距离，不断思考。

　　明知是一件很难“讨好”的事，萧红、许鞍华、汤唯和她们的文艺伙伴白朗、罗烽、萧军、胡风、梅志、鲁迅、许广平、丁玲、冯绍峰、王志文、袁泉、田原、郝蕾……却反其道而行，并倾注心血地做了。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很少留下旅人足迹”的“另外一条路”，引来一些侧目，不可避免地孤独。从上世纪30年代到2013年，穿越时空，有的人活出了一个“黄金时代”，有的人演出了一部“黄金时代”——会“折腾”的人，无论在哪个时代，心之所向，自有锋芒。

　　许鞍华说，片名《黄金时代》其实是一个问号——那是萧红的黄金时代吗？她的时代是黄金时代吗？“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呼兰河传》中的这段话，或许就是最好的答案。

　　而置身于“风暴圈”外的我们，看黄瓜开不开花，结不结黄瓜，不一定非得事先阅读文史资料做功课。这是个黄金时代，还是个小时代，完全取决于你的感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