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5周年，本报今起推出《我和我的祖国——来自基层联系点的报道》专栏。广大采编人员深入基层、走山涉水、踏访故土家园，用质朴的人物故事，真切的见闻感受，记录一个个普通人眼中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种种变化，展现全省干部群众对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的信心和期盼。

　　本报记者 陈醉 通讯员 吕益君

　　夜幕降临，61岁的宁波鄞州农村电影放映员周咸君习惯性地整理好“装备”：一块银幕、两个音响以及一套数字放映设备。

　　临出门，周咸君一拍脑门，想起今天是在傅家村放映电影，村里刚自建了“迷你”影院，长租了设备，用不上这流动机了。傅家村的“迷你”影院就在200平方米的文化礼堂大厅里，5米多宽的屏幕一搭架，灯光一暗，立马有了大影院的感觉。今天放映大片《四大名捕》，影院早已挤满了人，第一次在村里看室内电影，村民们兴奋地议论着：“每个月能不花钱看一两部大片，美得很。”

　　“室外”到“室内”，不过几步之遥，但这条路，农村电影走了几十年了。

　　1976年，周咸君刚入行，电视还鲜见踪影，农民最多听听广播。当时的农民文化层次不高，一场电影足以满足他们最初的娱乐需求。“当年我们鄞州有50多支放映队伍，可还是供不应求呀！”

　　周咸君印象最深的是《红楼梦》上映，一晚上排了四场放映，放到最后一个村都已天亮了。“当年的胶片机比我体重还重，可轮到哪个村，村民抢着来挑放映机，一走就是几十里路。到放映点，几百村民已经等了二三个小时了，有人稻谷顾不上收，先来抢位置。”

　　后来，周咸君所在的周边镇上建了大会堂，有了固定放映点，去电影院看电影，成了农村一件奢侈而时髦的事。“电影票从1角5分钱开始卖起，三四年时间就涨到5角钱。”周咸君说，因为受场次所限，票数也有所限制，所以普通农民买不到票很平常。等到电影开场，买到票的看得开心，而买不到票的，不少则爬上墙头看。

　　周咸君就这样一天天放映着电影，享受着农村对放映员的“宠爱”，而这也是当年农村文化生活稀缺催生的崇拜。

　　可是，慢慢地，周咸君觉得自己“失宠”了，农民家里有了电视机、电脑，清晰度超过了她的“胶片机”。“最少的一次，一场只有几个观众，多的时候也就二三十人。”可是，价格不低的数字电影设备难进农村，农村也接受不了昂贵的商业大片，农民一边羡慕着城里人看电影，一边却舍不得掏钱看片。

　　周咸君或许并未察觉，上世纪末，社会经济突飞猛进，农村潜在的文化需求不断累积。农民富裕了，农村与城市的联系变得密切。幸好，时代创造了数字电影，并把它推向农村。2006年，宁波启动“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政府每年投入800万元，培育了95支本土“放映队”，免费把数字电影送到各个村。

　　那一年，周咸君领到了一张密密麻麻的排片表，她要负责首南街道的几十个村庄，一村放映一场，每天无休，不输给旧时农村电影的辉煌期。一年内，她粗粗估算，自己放了二三百场电影，而这个数据放在全宁波市就更多了。去年，宁波农村电影放映2.5万场次，观众1440万人次。

　　周咸君发现给她配置的“装备”也不一样了，扛了几十年的大胶片机换成轻巧的“数字机”，两个印有“电影下乡”字样的箱子放在电瓶三轮车上，一溜烟就到村里了。

　　“老周，今天看什么片？”“今天放刚刚下线的枪战片《魔警》……”说这话时，周咸君底气十足，以前农村一年的新片也就十几部，现在国家广电总局数字电影节目平台上几千部的影片可直接供给农村，城里商业大片一下线就能进村子。政府还对农村放映商业大片每场补贴30元，要求农村全年送映的电影新片就不能少于300部。

　　如今，一放完电影，周咸君就会被农民们围着。周咸君享受这样的“追捧”，今天农村电影的繁荣远不是三四十年前农村文化贫瘠下的被动选择，而是，农民多样化需求推动下的主动兴盛，“主动权”的改变背后，更多的是农村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深刻变革，一切，都烙上了社会进步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