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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8版:美丽乡村·老家

西施美丽 曹娥孝悌 英台多情 秋瑾侠义

解码:绍兴出奇女

  本报记者 陈志农

  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在参观了青藤书屋后曾感慨地说,徐渭要是生长在别的城市,早当作宝贝进行宣传开发,可惜绍兴名人实在太多,光一个鲁迅,就掩盖了多少名人的光辉!

  我也有同样的感慨,不是为徐渭,而是为绍兴的女性。历史上,绍兴出过多少奇女子——美丽的西施,孝悌的曹娥,多情的祝英台,鉴湖女侠秋瑾……即使是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她们的光芒,依然透过重重天幕闪耀至今。但因为绍兴有太多的名人,她们的光芒总是时隐时现。

  有时候,这种朦胧之美,反而激起我的探索欲望。绍兴为何容易出奇女?她们的同时代人又是如何评价她们的?这种基因能否嫁接到现代?

  娶妻当娶绍兴女

  四大奇女子中,近代地位最高的当然是秋瑾。倡导革命并身体力行的鉴湖女侠英勇就义后,孙中山先生亲撰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至今轩亭口解放路上,秋瑾纪念碑依然高高耸立。

  正像鲁迅先生在《药》中所写,秋瑾的所作所为,并不为当时人所理解,他们一致认为夏瑜(喻秋瑾)“疯了”。直至今天,依然有人不解地问:“秋瑾出生官宦之家,嫁的也是大户人家,为啥还要投身革命?”对这种人,我只能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如果将眼光放长来看,绍兴四大奇女子中,被褒扬最多的首推当时年仅14岁的上虞姑娘曹娥。

  曹娥是东汉时期人,她的父亲曹盱是个巫祝。东汉汉安二年(143),曹盱驾船在舜江(今曹娥江)中迎潮神,不幸落水,连尸体也找不到。14岁的曹娥日夜在江边哭寻父亲。哭寻了17天后,曹娥也投了江,5天后抱着父亲的尸体浮了上来。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孝远重于其他品质,所以曹娥死后,备享殊荣。人们把舜江改为曹娥江,在曹娥江边立庙祭祀她。

  曹娥庙中最有名的题刻是曹娥碑,此碑不但书法成就高,还留下许多故事。相传公元151年,上虞县令度尚想为曹娥立碑,先叫下属魏朗操笔,但魏朗一直写不出。度尚就叫弟子邯郸淳作碑文。邯郸淳当时才20出头,只见他从容捉笔,少许构思,一挥而就,令众人嗟叹不已。此事传扬开去,越传越奇,所以蔡文姬的父亲蔡邕闻讯前来上虞曹娥庙观摹。当时已是黑夜,蔡邕就用手摸碑文读下去,还在碑的背后题了“黄绢幼妇,外孙齑臼”8个字。

  三国时,曹操和杨修一起来曹娥庙祭拜。看到碑阴“黄绢幼妇,外孙齑臼”8个字感到很奇怪,最后还是杨修破译了这个谜语,说答案便是“绝妙好辞”。这件事,《三国演义》中有记载。

  四大奇女子中,在民间影响最大的是祝英台。据专家考证,祝英台确有其人,与曹娥同属上虞人,据说她颇有花木兰之风。但她与梁山伯的故事,却是后人编排的。即使编排又怎样?如果己身不堪,人们又怎会把这么美好的事安放在她们身上。

  绍兴四大奇女子有一个共同特点,都非常美丽。当然,论美丽,首推西施。“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中国四大美女中,能“沉鱼”的西施排在第一位。

  西施不但美丽,而且非常聪明。越王把西施送给吴王,决不是送一只“花瓶”,而是在吴王身边安插了一个“女间谍”。西施能周旋在两个凶残又精明的大王之间,功成后又全身而退(据说越国胜利后,范蠡归隐江湖,与西施浪迹天涯,做了神仙眷侣),非有大智慧难成其事。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绍兴女子实在有情有义,忠孝两全。唯一遗憾的是,这四个奇女子,都不得善终(西施可归类于失踪人口)。但这也只是以今天普通人的眼光来评判,在古代,要紧的是名节,是众人的口碑,是青史留名,死又算得了什么!

  随物赋形,润物无声

  一个地方的个性形成,逃不出地理和历史两个方面的因素。要分析绍兴出奇女子的原因,也需从历史和地理来考虑。

  越民族虽说是山民,但老早就与水打交道,大禹其实就是古越人民治水的图腾。整个绍兴的历史,是不断地从山地走向平原、大海的历史。

  为了霸业,越王勾践把都城从山区迁到平原。据记载,2000多年来,绍兴城的城址一直没有变动过,而过去这一带周围都是沼泽地。此后马臻开凿鉴湖,汤绍恩建三江闸,才逐步变成良田沃畴的鱼米之乡。绍兴的历史,就是一部亲水、斗水、利用水的历史。

  上善若水。水赋予绍兴女人美丽和智慧。

  我们知道黄酒是绍兴的特产,而鉴湖水是成就绍兴黄酒的头号功臣,鉴湖水同样造就了绍兴女人的特质。鉴湖上游的土中富含矿物质,新中国成立后曾开采过平水铜矿、漓渚铁矿。这种矿物质水让绍兴女人皮肤雪白,冰雪聪明。所以李白说:“镜湖水如月,耶溪女似雪。”杜甫也说:“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而西施的家乡正是在鉴湖上游的若耶溪畔。

  水也赋予绍兴人宽阔的历史胸怀。我的故乡绍兴市越城区鉴湖镇芳泉村,位于绍兴的南面,背山面向平原,现在应算半山区。距离我们村各一公里左右的东面和西面,是坡塘和南池,这两个地方都是勾践时的养鱼基地。我小时候还到过坡塘的望海亭,可见过去海离这里不远。这种沧海桑田之变,让绍兴人抛却一切琐碎的斤斤计较,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同时,从勾践开始,绍兴的历史上,多次经历国破家亡的痛苦,形成了绍兴人坚韧的个性。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复仇成功;南宋小朝廷偏安江南,攒宫绍兴,终难逃覆亡厄运,令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同样在明末,当大厦将倾时,一大批绍兴名人痛斥奸臣,以身殉国。也有像黄宗羲、朱舜水一样逃往“首阳山”,“不食周黍”的。明末礼部尚书王思任痛斥奸相马士英的“夫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也。”一语,精辟且深刻地总结了古越2500年的历史和人文精神。

  从祝英台身上可以看出绍兴女子颇有一种侠气。这种侠气,在秋瑾身上得到了集中爆发。鲁迅先生回忆,有一次绍兴同乡在日本东京开会,秋瑾拔出佩剑一刀砍在桌上发誓,如有人变节清廷,将像对这张桌子一样对他。至于主持大通学堂倡和徐锡麟起义,起义失败后慷慨就义,更是令人荡气回肠,真不愧是“鉴湖女侠”。

  每每缅怀先贤,一股郁郁之气充斥胸腔。还是伟人毛泽东理解我们绍兴人:“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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