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天津9月11日电

　　本报特派记者 肖国强

　　对考什克·巴苏先生的采访，是在一遍遍地见缝插针、挤牙膏式的攀谈中完成的。

　　作为2014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最重量级的嘉宾之一，从今天上午9时赶到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会场起，他就开始了“连轴转”——

　　先是参加一个多小时的“全球化：亚洲的商业环境”分论坛，然后是论坛组委会安排好的BBC、CCTV以及家乡媒体的专访。简短的午餐用完后，是参加半个多小时的“洞察力，新观念”分论坛对话会。下午2时会议一结束，他又要直奔机场离开天津……

　　谈中国经济——

　　7%仍然很好

　　巴苏是印度人。问题很自然地从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整体表现开始。

　　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巴苏肯定有加：“我们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是7.6%，相比中国过去的增长奇迹，这确实有所下降，明年可能会再减少一点，到7.4%左右。在接下来的三四年，我们预计可能会慢慢滑到7%，但是这对于一个经济体尤其是在过去有着惊人表现的经济体来说，仍然是很好的。我们唯一的担心是，从10%到7%的过渡能否平稳，少些波动。所以对于中国来说，7%仍是不错的表现，我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能够在政策制定等方面更加小心，减少因此带来的经济波动。”

　　而印度，在很长时间中都是低增长的经济体，“直到1990年，大家还曾经开玩笑说，印度的增长率之低实在惊人。”巴苏笑着说，但1991年到1993年，进行了改革开放之后，印度经济从1994年后起飞了，2005年以来印度也保持了9%的年均增长率。“同样，过去五到十年中，我们也看到非洲取得了很多增长，如果把增长做一个分解，非洲的很多增长是亚洲带动的，特别是中国带动的非洲的增长。”

　　所有国家的经济2008年、2009年以来都普遍减速了，为什么世界对中国、印度这些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减速如此关心？“今天全球的形势，有很多的坏消息，战争、纷争，就像恐怖电影一样。在这样动荡不安的全球环境当中，全世界都寄予了厚望，特别是对亚洲的希望更高。”巴苏说，“一年前我接受印度一家电视台采访，有人问印度增长率如果降到5%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5%就被认为是低增长，这样的标准在15年前让人无法想象。”

　　尽管如此，巴苏还是对中国提出了善意的忠告——“亚洲最早的起飞是以日本、新加坡和中国等国家引领的，属于教科书式的增长，也就是投资和储蓄。但到了今天，我认为下一个增长的引擎必须是研发、创新。尤其是有一个层面的创新需要进一步去改善、去提高，那就是基础科学。”巴苏说，在过去30多年，亚洲的增长包括中国在内令人惊叹，但是要维持长期、可持续的增长，基础科学研究方面还需要大幅度改进，不能光是唯利是图地发展经济。

　　谈中印合作——

　　两国有很多共同利益

　　谈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印度展开的国事访问，巴苏表示，中国和印度都是亚洲乃至世界上重要的经济力量，两国有很多共同利益。“中国的投资对全球的影响很大，甚至在印度也是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我们都关注中国。我相信，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将是很受欢迎的，希望这次访问能给两国带来更多活力，政治会谈和经济合作也能取得更多成果。”

　　巴苏认为，亚洲地区作为世界经济的一片绿洲，作为一个世界经济增长动力的来源，亚洲各个国家之间必须要进行更多合作，不管是在哪些国家之间，都应该有更多的双边、多边亚洲内部的合作，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时，与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等国元首共同宣布，成立金砖银行。并确定，金砖银行初始核定资本是1000亿美元，总部设在上海，行长在金砖国家中轮流产生，首任行长将由印度提名。

　　金砖银行对世界银行会是挑战吗？“我不认为这是个挑战，而是一个很重要的想法，我们很欢迎。”巴苏说，1945年到1946年世界银行建立的时候，它在全球金融领域确实占据了重要位置。但从那时到现在，全球金融体系越来越庞大，但世界银行这类机构却增长不多，所以还有相当大的空间，金砖银行要做的就是填补这些空间。

　　“并且，在金砖国家里有很多有着结构性需求的国家，例如印度，还有持有巨大外汇的国家，例如中国就是世界最大的外汇持有国。所以，一个国家出现需求，可以在其中找到另一个能满足这种需求的国家来匹配，我不认为这是个挑战。如果推广到更多发展中国家还能让他们的经济更具活力，这样，世界银行也能做得更好。”

　　谈自身工作——

　　曾不适应想“辞官”

　　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的巴苏，有着让人称奇的职业生涯。早年外出求学，拿到伦敦经济学院博士学位后，他一直都在做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并曾担任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系主任，成为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

　　但在做了30年研究之后，他的人生突然转了一个弯。2009年，他接受邀请成为印度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从一个学者变成一个政府官员。

　　“这真是个非常巨大的变化，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吧。”巴苏说，“在2009年夏天的时候，印度政府邀请我做经济顾问，那时候我在新德里，总理办公室给我打来一个电话，问我是不是愿意成为印度的首席经济顾问，在此之前没有任何暗示。我和总理沟通了30分钟，我担心我到底是不是能够胜任。我思考了很长时间，第二天还是乘飞机回到了康奈尔大学。”

　　四个月之后，巴苏离开康奈尔大学，回到印度接受了新的职务。但在前两三个月当中，他甚至还决定最好是回去做大学的教授，但是最后他还是说服了自己。说服的理由也很好玩——“在前三个月当中，我经常会对自己说，我就像一个人类学家，到了财政部这个小岛上生活一年的话，成为岛上的居民，那也很好。”

　　担任经济顾问之后，巴苏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前30年当中，我都是思考的研究者。但在过去的四年当中，我就是采取行动，没有任何时间进行思考。”巴苏笑着说，“加入印度政府几周之后，财政部长就给了我一个问题，在期货市场上是否允许长期的交易？我立刻和康奈尔大学的同事进行联系，他们给了我很多的信息。过去我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总结完，但现在我只能用两天的时间把这些建议总结出来，然后交给财长。后来我也慢慢适应了印度政府的节奏，也非常享受这个过程，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行动会最终影响到整个印度经济。”

　　2012年10月1日，当巴苏正式接替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时，他要面对、要影响的，不再只是自己的祖国，而是全世界。

　　而此时的他，早已经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