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杭州9月3日讯

　　记者 颜伟杰 通讯员 杨叶勇

　　“浙江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中，不仅基本消除了城乡绝对贫困现象，而且没有出现‘贫困城市化’现象。”正在杭州举办的“城乡贫困联系”国际政策研讨会上，浙江省扶贫办副主任邵峰表示。

　　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主办的本次研讨会，汇集了来自印度、马来西亚、泰国等正在经历阻断城乡贫困联系的七个亚洲国家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也吸引了德国、荷兰等在消除城乡贫困方面有诸多经验的国家和国际机构代表，共同就城乡贫困联系及如何发展以人为本的宜居城镇展开讨论。

　　城市化吸食周边资源？

　　华丽的城市高楼群中，是否一定有贫困带来的阴暗角落？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向城镇或城市，亚洲城市的组群逐渐增多，城市规模也日渐扩大。

　　“从世界各国多年来的历史经验看，城镇化、城市化是缓解城乡贫困的重要途径。”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说，城镇化可以创造巨大的需求空间，然而世界各国的经验也表明，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也会出现贫民窟、失业率升高的现象。

　　洪天云解释说，向人口不断扩张的城市移民，将加深城市的贫困、降低生活水平，也无法保证所有的城市低收入人群获得社会公共服务。这使得许多城市更加拥挤、环境日益恶化，进而影响到所有市民。

　　聚集在大城市的人口有着不同的居民类型，那些在城市的高消费中挣扎着生活的人群成了城市贫困人口。他们居住在低质量但合法的住房中，或者在棚户区、城中村、城乡接合部安身，这些贫困人口集聚区成了城市中贫困和弱势群体的飞地。

　　而与此同时，加拿大城市发展咨询机构Chreod首席执行官Edward Leman分析，人口向大城市迁移，超大城市崛起，周围小城镇和农村出现人口空心化现象。“像是一块巨大的磁铁，超大城市把其周围的人口和资源吸引到城市中来，或者说像吸血那样，吸食了周围大量的人口和资源。”

　　据估计，至2015年，亚太地区48%的人口及全地区三分之一的人口将生活在城市、城市边缘及迅速城镇化区域中的贫民窟或不宜居的环境中，并且这一趋势将愈演愈烈。亚洲城市越来越不宜居住，对贫困人口来说更是如此，这不仅影响到人们的健康、卫生医疗、生活质量，甚至影响社会安全。

　　发展城市边缘进行减贫

　　只有少数政府在有意识地为去中心化人居模式及边缘城镇化制定政策。Edward Leman说，在亚洲以外的地区，为了解决劳工市场和社会问题并实现更为均衡的城乡一体化发展，人们通常将小型城镇的发展同去中心化的工业化战略相结合。

　　曾就职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曼谷分部的Kioe Sheng Yap也认为，解决好亚洲大城市及小城市的贫困差异，才能促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否则在发展过程中会造成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

　　许多亚洲国家的发展聚焦于大城市扩张和城乡人口流动，鲜少关注如居住农村但在小城镇工作，或把一部分工业转移到农村地区。亚洲开发银行东亚局高级顾问许延根表示，这种发展模式的经济效率十分低下，社会及环境成本变得高昂，对贫困人口来说尤为如此。

　　针对许多贫困人口生活的城乡接合地带，“不应将贫困人口拒之门外，而应找到更好的方法来接纳他们。”许延根说，可以利用便利的公共交通将这些区域转换为既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的城市群，不仅可以避免人口流动，还可以使该地区的低收入人群获得更好的工作和社会机会。

　　城市去中心化的居住模式也得到了印度维杰亚瓦达规划建筑中心的Sridharan教授的肯定，他说，印度经验表明，发展适度规模的城市才能更好地惠及周边地区和城乡贫困人口，城市每天都需要来自于村庄或小城镇的流动人口，而大型城市也为小型城市和邻近村庄提供服务。

　　另外，对城市贫困地区的改造也至关重要。德里城市研究所的Banashree Banerjee介绍，印度政府为孟买的贫民窟设立商店、普及互联网；支付电费、水费和财产税等基本生活服务。还在试行由社区领导的“基础设施财务基金”，扩大对住房和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提供战略资助。

　　普遍增收的浙江经验

　　“城乡贫困”的现象普遍存在，浙江亦然。1978年，浙江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36.1%，比全国平均水平还高出5.4百分点。但通过30多年包容性的工业化城市化、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融入式的扶贫开发，浙江成功阻断“贫困城市化”现象，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居全国第三（仅次于上海、北京），城乡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

　　有观点认为，“贫困城市化”是农村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即“贫困人口城市化”。邵峰介绍，但浙江的实践证明“贫困城市化”主要并非“贫困人口城市化”，而是排斥性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和不均等公共服务导致的。

　　“浙江在推动工业化、城市化起步和发展的却是普通农民甚至是贫困农民。改革开放将农民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解放出来，成了推进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主体力量。这是浙江率先基本消除城乡绝对贫困现象、没有出现贫困城市化和贫困人口城市化现象的根本原因。”邵峰说。

　　浙江包容性工业化城市化道路也受到了荷兰国际住房与城市发展研究院Peter Nientied的肯定，让农民主动成为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动者、投资者、就业者，他们就不会作为一无所有的贫困农民，也不会作为一无所长的普通农民被动地卷入到工业化、城市化中。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浙江城乡贫困现象已基本消除的基础之一。”邵峰认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浙江开始探索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今基本形成了乡村与城市、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贫困群体与其他群体、本省人员与省外人员所有居民平等共享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格局。

　　另外，无论是对于因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瓦解和个人参与现代生产生活能力缺失而形成的绝对贫困者，还是因各种原因难以平等参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公平分享工业化城市化成果的相对贫困者，浙江通过创新扶贫标准确定机制、农民异地搬迁、支持农民创业、区域特别扶持等措施，尽可能地授人以渔，把贫困人口融入到工业化、城市化之中，摆脱绝对贫困、减缓相对贫困。

　　尽管如此，浙江仍面临着挑战。邵峰说，工业化加快升级可能导致低技能农民工失业增多；户籍制度改革会促进更多农业转移人口为市民，城市贫困人口也可能增加；“但有过去30多年实践的经验和打下的基础，我们定能够进一步阻断‘贫困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