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超级小学”现象，是快速城市化的中国所不得不面临的一道教育难题，也是该还的欠账，更是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对教育理所应当的回馈。在此问题上，城市应有“包容心”，政府应有“舍得心”，更应有责任心。

“超级小学”窘境亟待破解

　　又是一年开学季。

　　在杭州，为应对不断膨胀的新生人数，卖鱼桥小学教育集团甚至把新生家长会开进了大学礼堂。家长会当天，会场周边人群熙攘，道路拥堵，热闹非凡。

　　在上海，同样是迎接逐年增加的学龄儿童，新开办了50所中小幼公办学校，其中一半是幼儿园。

　　而在湖北的一所山村小学，却是另一幅景象。开学当天，恩施龙凤镇一处乡村教学点，寂寥的教室，只迎来1名老师和1名新生……

　　城市化正在急速改变中国的面貌。与劳动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相一致，在一些乡村，学校正在不断合并，在校生人数越来越少。而在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学龄儿童数量的攀升却势不可挡。甚至，一些城市出现了“超级小学”现象，教育资源承载力的极限不断被突破。

　　以典型的东部发达城市杭州为例，有媒体估算，今年杭州主城区新生户籍儿童比去年增加2000多人，如果算上每年平稳增长的1000人左右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今年杭城一年级新生起码有3.6万人，再创新高。而从各个学校拓展办学空间的努力中，教育资源的窘迫可见一斑。杭州三墩小学，招了17个班，而刚刚毕业的6年级才9个班。莫干山路小学祥符校区，报名人数有15个班规模，学校腾出会议室，又去附近中学借了6个教室，可还不够用。而杭师大附属丁兰实验学校，甚至连教室储藏柜都拆除，才勉强满足了12个班级的新生入学。

　　这是一幅令人心生纠结的教育现实图景。这其中有城市自身户籍人口增长的因素，也有城市不断展开怀抱、接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求学的因素。然而，一句老话说得好，“再穷不能穷教育”，到如今不断走向富强的中国，岂能再让城市里的孩子重过教育资源紧缺的老日子？未来数年，我们更要解决1亿进城常住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镇化问题。部分发达城市基础教育资源紧缺的现状，需要正视。

　　如何化解这种窘境？一方面，应由政府加大教育投入，另一方面则需要引导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领域，共同做大教育蛋糕。假如说此前的“择校生”问题，折射的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紧缺，那么“超级小学”则反映了城市基础教育资源总体数量上的不足。还没解决“质”的不均，又将面临“量”的拷问。这或许是快速城市化的中国所不得不面临的一道教育难题，也是该还的欠账，更是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对教育理所应当的回馈。在此问题上，政府应有舍得真金白银投入的决心，更应意识到兜底的责任。

　　当然，城市也可以摆出一道门槛，过滤一部分学龄儿童。实际上，近年来针对外来务工家庭设置门槛的讨论并不少见，诸如与居住证挂钩的“积分制”等办法。但是，在公平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当代中国，恐怕不可能有哪个城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真的在教育实践中重回封闭老路。从理念上讲，接受义务教育，乃是作为一国公民最基本权益。那些农民工，为城市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让其子女共享城市发展成果，这不是施舍，而是他们应得的权益。从这个角度讲，如何应对“超级小学”，还是检验一座城市的包容心。

　　那么，究竟如何扩大教育资源规模？近年来的教育实践，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杭州近年来积极推行“名校集团化”战略，目前市区有120多个教育集团，如何发挥这些“集团军”的突出作用，撬动民间资本的活力，这些都需要教育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当然，无论如何，政府的责任无可逃脱。政府反对腐败浪费，节约“三公”经费，说到底就是为了把省下的钱用来改善民生。那些省下来的钱，不能静静地躺在账户里，而应输送给嗷嗷待哺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