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伟

　　产业转型升级是中国经济必须跨过的一道坎，也是各地政府产业政策的持续着力点。关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内涵，各方耳熟能详的说法有两个，分别为结构转换和价值链提升。围绕结构转换谈得最多的，是跳出传统产业搞新产业；围绕价值链提升的议论虽然多而杂，但大多盯着要素生产率做文章，强调提升要素产出率或资源配置效率。无论哪个内涵，最终均落在一个基点上，这便是技术创新。政府政策实践中，两个内涵则为一把抓，意在把老的“双低”（低技术+低附加值）产业挤出去，引进新的“双高”（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

　　然而是否有人想过，一旦现有产业掀起技术创新浪潮，因而提升了效率，结果会发生什么事儿？一定是裁减人手因而减少就业机会。因为在企业和产业层面，这两个变量互为因果，要么先减员后增效，要么先增效后减员。鼓励产业技术创新，创新一旦形成气候，接下去一定是大规模减员。一般的情形是，创新促发的技术进步大多带有“希克斯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取向，以资本替代劳动，而鲜有“希克斯中性”的技术进步例子，即同时增加资本和劳动需求的那种技术进步。因为舍此难以增加人均产出提高劳动者报酬。与这一进程同步发生的，则是技术进步行业产品价格的下降，因为投入要素的效率提升了，单位产品成本下降了，产品价格必然会跟着下降。对于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而言，只要投入产出效率提升，降价也能赚到预期利润，这当是常识。

　　反过来看，那些未曾发生技术进步和创新的行业，其就业和产值相对规模不仅不会缩小，反而可能会扩大。原因不仅在于创新部门的相对规模缩小，而且还在于，未怎么创新因而未曾发生技术进步的行业，劳动生产率未曾增加，无法用资本替代劳动。行业单位产品的平均生产成本也不会下降，因而产品不可能降价，多数情形是涨价。涨价不仅意味着此类行业产值份额的增加，而且意味着其要素回报率的上升，进而工资上涨。

　　两类产业一缩一减，其合成结果不难推断：整个经济系统中，未曾创新行业的就业和产值相对规模将趋于扩大，其产品的价格将趋于上涨。进一步看下去，便不难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现代经济与产业系统，哪个部门率先发生技术创新，率先提高了要素生产率，其就业规模、产值规模便可能率先收缩。相反，那些未曾创新和技术进步的行业，其就业和产值规模则可能会增加。说得夸张些，谁率先创新谁率先收缩，甚至率先失去在劳工中的号召力。这种现象和创新初衷有些南辕北辙的意境。可谓一种悖论——技术创新的悖论。

　　创新悖论是美国经济学家包默尔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包默尔基于美国产业发展与结构变化的数据研究发现，二战后不到20年间，美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和自动化，在大幅度提升要素生产率、降低了几乎所有工业品的单位制造成本和价格的同时，其产值和就业的相对规模却大为收缩。由战后初期的40%左右降到20%多点。在这同时，服务业的规模大幅度扩张，产值与就业分别上升到70%和60%以上。后面的原因在于，服务业内部许多行业未曾有过大的创新和技术进步，无法以资本替代劳动。其中教育、医疗保健，以及政府服务等都未曾发生过实质性技术创新，有些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不升反降。最极端的例子要数文化部门，拍电影大片依然要用大量“群众演员”，演奏古典音乐依然需要一定规模的乐队！即便发生了信息技术革命，这些服务部门需要的人手不但未曾减少，反而增加了。经济学家们把包默尔揭示的这种现象，以及据以提出的一种理论，称作“包默尔病理”。

　　回头来看，“包默尔病理”所描述的，实际上是先行工业化国家以往产业转型升级走过的一种“常规”路径，这种路径被经济学家称作部门间“非平衡增长”的路径。最有趣的非平衡增长表现，是率先发生技术创新部门的相对规模会收缩，这和企业层面的正好相反。在企业层面，哪个企业率先创新，哪个企业就有可能率先做大、做强。

　　回到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选择。这样看技术创新也有重要的政策启示：转型升级必须两个产业同时抓，抓三产比二产或许更重要。抓三产，吸引劳动力转过去，会刺激二产减员增效因而转型升级，而避免普遍的增效减员。两相比较，前者对于社会稳定意义更大。这种路子中国改革开放早期就是。先在公有经济系统外创造了一个迅速扩张的非公经济系统，把公有系统的劳动力挖过来一些。而后再回头改革公有系统，后者通过减员增效获得了重生。

　　再说一遍，创新重点在服务业，服务业创新的重点在制度层面。仅抓制造业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而不抓服务业创新，将导致“包默尔病”。不仅无法兼顾增长和就业，而且难以促成增长与公平兼顾。

　　（作者为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