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组织我省专家学者围绕邓小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邓小平与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生动实践等进行深入研究，引导人们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报今特刊发雷云的理论文章。

今天我们要怎样纪念邓小平？

雷　云

　　今天是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日。邓小平的一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创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推进者。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代中国实际，在新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继承、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通观《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和《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卷，邓小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总目标、总题目下，最为关注、最为期盼、最为强调的是要解决好基本路线、改革开放、共同富裕、党的建设四大问题。今天我们纪念邓小平，缅怀功绩，继承遗志，最重要的是把这四个方面大事坚定不移、矢志不渝地继续做好。

　　把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贯彻好

　　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根本政治路线，或称总路线，是党制定其他一切具体工作路线的依据。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经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三大改造，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入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6年党的八大根据形势的变化，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判断，制定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任务的政治路线。八大路线是正确的，但主要由于“左”的干扰，不久就被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所取代。到六七十年代明确提出“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基本路线，带来一场灾难和浩劫。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与此相联系，作出实行改革开放战略决策，不久又提出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7年6月邓小平说三中全会开始，确定了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同年7月首次提出“基本路线”概念并指明其内容：“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 同年10月，十三大在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基础上，完整表述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把它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简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邓小平非常肯定十三大的表述和概括，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波动时尤其如此。1989年政治风波平息后，他深刻反思经验教训说：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改革开放也没有错，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1992年南方谈话，针对因受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上苏东剧变影响而在部分人中出现迷惘困惑的现象，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这可以看做是邓小平的重要政治遗嘱。

　　我们党从十四大到十八大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历次中央全会的决议、决定，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一系列重要讲话，遵循邓小平的观点和思想，毫不动摇地坚持基本路线，并对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的辩证关系作出透彻说明，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它们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今天我们纪念邓小平，就是要把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贯彻好。联系现实情况看，尤须做到以下三条：

　　其一，对基本路线重要性的认识要进一步到位。当年毛泽东讲过“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撇开他晚年的理论和实践不说，这一论断在一般意义上是道出了真理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二十年发生的错误和挫折，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进步和发展，从正反两方面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党中央所说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群众的幸福线，也是此理。基本路线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纲，离开了它，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将成为泡影。

　　其二，不能淡化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近年来，出现了关于以什么为中心的争议。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老二”后，要求重新判断当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把其他建设比如政治建设或社会建设作为中心的意见时有所闻。这种意见是不对的。邓小平在世时特别强调要“顽固”地扭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否则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还指出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靠自己的发展，尤其是经济的发展，作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这些都没有过时。几十年来，党一直秉承邓小平的思想，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十八大报告又重申：“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三个没有变”，是基本路线不能变，首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变的最根本依据。

　　其三，旗帜鲜明地反对“左”右干扰。在基本路线问题上，多年来一直存在各种噪音杂音。一些人指责改革开放是搞“修正主义”或“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希望回到“左”的年代，幻想开历史倒车；一些人则提出所谓“彻底摆脱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对西方的一套实行“拿来主义”，希望搞苏联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党中央反复申明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必须在基本路线指引下，把两个基本点统一起来，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这些噪音杂音的有力回应。我们在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应当立场坚定，不为“左”右干扰所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把改革开放的鲜明旗帜高举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一个新时期。新时期的主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率先提出来的。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坦陈我国经济、政治体制存在种种严重弊端，指出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认为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三中全会正是据此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从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发表的大量言论看，他最为关注的是改革，讲得最多的是改革，最担心的是能不能坚持改革。他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他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要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即体制区分开来，既坚决革除体制的弊端，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他把计划和市场看作是一种经济手段和方法，断言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他要求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改革政治体制，并为它规定了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人民的积极性三个目标。他认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特别担心一有风吹草动就动摇改革，所以那个政治风波事件过后，他对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说，无论如何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这十分重要。直至1992年的南方谈话，集中讲的还是坚持改革开放的问题，希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为了消除部分人对“姓资姓社”的疑虑，他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和判断改革开放所走道路、是非得失的主要标准。这一切说明，邓小平是中国式改革开放道路的开创者，为改革开放指明了性质、特征、目标、途径和评判尺度，是当之无愧的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新时期以来，我们党遵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确有效地开展了一场波澜壮阔、轰轰烈烈的全面改革开放的新的伟大革命，在短短三十多年中创造了令人惊叹的中国奇迹，铸就了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改革开放的伟大业绩不胜枚举，最主要的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十三亿多人口、国情极为特殊和复杂的大国中实行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存在问题和遇到挑战不可避免。特别是迈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在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方面，在科技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发展方式方面，在城乡和居民收入差距方面，在关系群众切身利益方面，以及在党风政风方面，面临着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聚焦于改革，专心致志于改革，习近平还发表重要系列讲话，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也是朝着“两个一百年”目标奋进的关键一招。正是在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决定》剖析了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未来走向、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合理布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方面面重要内容及其重大关系，形成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系统、深刻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什么样的改革、怎样改革”这一关系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最根本问题。

　　今天我们纪念邓小平，就是要把改革开放的鲜明旗帜高举好。当前和今后一个长时间内，主要是把三中全会《决定》贯彻好、落实好。为此需要准备应对一场持久的斗争，特别是要冲破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毛泽东早在1959年就说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 他把社会主义发展中既得利益集团的产生和它对改革旧制度的抗争看作是一种必然性，真是非凡的预见和洞察力！联系现实来看，当今中国社会事实上已经出现分配严重不公的现象，各种阶层及其利益固化的现象，滥用公权和公共资源谋取私利的现象，形成一些既得利益者群体，他们对全面深化改革会本能地产生不满和抵触情绪，有的人还会竭力反抗，从而使改革面对各种难题、阻力和风险。而要破解难题，扫除阻力，化解风险，只能坚定改革信心，把改革作为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继续高高举起，以更强的制胜决心、更大的政治胆魄、更硬的措施办法，去实现《决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任务。

　　把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坚持好

　　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未来社会是一个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的社会。列宁曾直白地说，社会主义就是要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这些表述的都是共同富裕的思想。马克思还提出一个重大论断：人民群众的解放和社会状况的根本改善，“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 ，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区别。资本主义也讲发展生产力，但目的是为资本家阶级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结果只能是少数人富得冒油而绝大多数人陷于贫困或相对贫困。只有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敢于亮出共同富裕的旗帜，做到生产目的是为人民创造福祉，使生产力归人民所有。所以共同富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取向。习近平说“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 ，当然包括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

　　我们党是深知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原则的。还在1955年，毛泽东就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一年一年走向富强，而这个富，是“大家都有份”的“共同的富”，是“共同富裕”。 邓小平更是十分深切地关注共同富裕。1978年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讲话，针对长期形成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导致普遍贫穷的分配格局，提出允许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其前提是辛勤努力成绩大，其大原则是最后走向共同富裕，其途径是发挥先富的示范力量和带动帮助后富，其制度保障是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但形势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于制度体制、法律政策、思想教育等必要措施未能相应跟上，改革开放后一部分人确实很快富了起来，同时却出现了贫富差距迅速拉大以至某些两极分化迹象，引起他的警觉和忧虑，于是在社会主义本质论的酝酿过程中，突出地反复地强调共同富裕问题，把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与公有制占主体一道称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通观他8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相关论述，可以知道他把共同富裕看作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特征，看作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大特点和集中表现，看作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取向和最终奋斗目标，看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主要区别和分界所在，始终贯穿和体现着马克思“生产力归人民所有”的思想。直到1993年在与邓垦的谈话中进而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并警告：“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客观形势的严峻性在于，二十年后的今天，邓小平指出的现象未能扭转，且有愈益发展之势。

　　党中央对背离共同富裕价值取向的现象予以高度重视。十五大以后，围绕如何坚持共同富裕，遏制两极分化，对于先富与共富、公平与效率、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在提法和政策上不断作出调整，逐渐更多地向共富、公平、劳动方面倾斜。十八大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两个同步”和“两个提高”的直接目的，是“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并首次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容，明确宣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内涵的新阐释，是对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直接继承。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又就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逐步形成橄榄形分配格局，制定许多具体政策和措施，目的也在于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创设制度和政策的条件。据此可以认为，提出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其历史使命宣告终结，现已到了更鲜明地亮出共同富裕旗帜的时候了。

　　今天我们纪念邓小平，就是要把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坚持好。当前最重要的是不折不扣地把十八大精神和三中全会《决定》有关规定落到实处。从长远来说，还要研究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分配与所有制的关系。所有制性质决定分配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和原则。就分配论分配，不坚持既发展公有制经济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这“两个毫不动摇”，尤其是不向“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找出路，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分配不公难题，不可能从源头上消除两极分化，不可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1993年说的“题目已经出来了”，这就是一个最大最重要最根本的题目。虽然围绕这个题目做出一篇好文章将经历一个相当长过程，但终究不能忘记它的主旨和要义，需要放眼未来，立足当前，一点一滴地从现在做起，一步一步地向共同富裕的美好远景靠近。

　　把执政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好

　　邓小平非常关心在改革开放新历史条件下如何加强执政党思想作风建设的问题。他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但是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作风。这是根据新时期的新形势新特点而提出的一个重大命题和历史性课题。他鉴于“文化大革命”给党造成的严重破坏和损害，认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问题，是要恢复党的战斗力。党应该是一个战斗的队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应该是统一的、有高度觉悟的、有纪律的队伍。只有恢复到这种状态，党才能有战斗力。” 他指出与过去打仗的时候党员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生活上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同，现在有些党员入党是为了享受在先，吃苦在后。所以党要恢复优良的传统和作风，有一个党员要合格的问题，合不合乎党员的资格和条件，这个问题不只是提到新党员面前，也提到一部分老党员面前了。他强调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纪律，坚决肃清党内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必须改进党的作风，赞成陈云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愈是实行各项改革开放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身体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和道德；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坚决批评和纠正各种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的错误，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否则就会被人民抛弃；必须坚决反对各种官僚主义现象，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必须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把廉政建设作为大事来抓。他针对改革开放以后党内出现的种种消极现象，深刻反思“89风波”的教训，告诫：“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 。

　　邓小平关于新时期执政党思想作风建设的论述，是大量的系统的全面的，以上列举的仅是荦荦大者。这些论述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其中不少论断尤具尖锐性和前瞻性，二三十年后的今天，读起来仍有极强的现实感。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党中央继承邓小平的遗志，在加强党的建设上付出巨大努力，光是中央全会专门就党建问题作出决定就有六次之多，并取得了许多成效。但是由于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制度机制不够完善、工作上存在薄弱环节等原因，党建成果不尽如人意，矛盾和问题依然突出。特别是部分党员干部中腐败现象屡禁不止，近年来更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盛行，脱离群众的沉疴宿疾久治不愈，我们党确实地面临着“四大考验”，存在着“四种危险”，先进性和纯洁性受到严重挑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十八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履新伊始，便出台一系列关于廉政建设的新规定，雷厉风行，立见初效。并决定从2013年7月起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活动在重树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回归群众路线、狠刹“四风”方面，已取得可喜的阶段性成果，党风政风面貌为之一新，如今正在这一基础上全面开展第二批活动，争取整个活动的全胜。

　　今天我们纪念邓小平，就是要把执政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好。核心问题是要经住“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作为当务之首，是善始善终地把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扎实地向纵深推进，纠正“四风”决不懈怠，务必防止活动过后反弹和回潮。特别是要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坚决割除长在党的肌体上的毒瘤。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坚持以解决突出问题为切入口，扶正祛邪，取得明显进展；坚决查处腐败案件，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形成对腐败分子的高压态势。他强调：“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这是党中央向全党发布的廉政反腐的新动员令。我们每个党员干部都要按中央的指示，在这场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斗争中，有自己鲜明的正确立场和态度，做清正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和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

　　以上四件大事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要从统一性上去理解和把握。它们都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总要求总任务，分别从思想政治、途径方法、奋斗目标、领导力量方面为之提供绝对必需的前提和保证。努力做好这四件大事，是今天我们对邓小平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