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白白

　　1965年的中秋节，我和一批同学响应号召到了桐庐凤川插队，开始了漫长的对黄土地的感受和了解，包括那些闻所未闻的乡土文化。

　　当年我们所在的村算是大村，名字叫翙岗，共3个大队，分别是凤新、凤镇、凤联。杭州50多名知青的到来使原本平静的乡村一下热闹起来。我们的村与散落在周边的自然村相比不算太落后，村里有一个小小的广播室，有一台收音机、一个广播喇叭和一个扩音器，在当时算很先进了，所谓的媒体就是每户一个有线小喇叭，每天两次收听广播站播放的样板戏和新闻等。

　　广播室设在粮食加工厂内，白天加工稻谷、麦子，到了晚上就成了文化娱乐中心，爱好唱戏的男人洗净满身泥土，女人们换上碎花上衣，嬉笑着，琴师怀抱二胡，一起踏进满地糠谷屑屑的排练场地，谁也不在意屋子扬起的灰，吊起嗓子唱着，甩开膀子扭着，拉二胡的，敲锣鼓的，笑声，交谈声混成一片……

　　那时正是样板戏流行的年代，也许是被热烈的场景所感染，凤新大队知青丁可人说，我们也来排一场戏。没想到接下来的两年，我们在这里度过了快乐难忘的业余演出生涯，也成了村民眼中的“明星”。

　　反复播放的《样板戏》令人视觉疲劳。有文艺特长的知青在这里找到了阵地。

　　诗歌、小品、乐器演奏……知青成了农村文艺的主要力量。丁可人策划、组织筹备，3个大队的知青通力合作，编排了歌剧《江姐》，其中的“审讯”和“狱中绣红旗”两场，后来又加排了“江姐上山”。那时我们还很年轻，没有经历也没有历练，很难演好江姐这样的人物，但怀着对英雄的崇拜，对革命的向往，知青们排演都很认真。

　　秋收后农闲了，各乡村开始过时节，那是传统的迎神，寓意庆丰收。按习俗，各村都要请班子唱大戏。我们知青的“江姐”剧组和当地的红灯记剧组都被邀请了。演出队兴高采烈肩扛红旗，身背背包和道具，奔赴各乡各村，足迹踏遍了桐庐南片的山山水水，受到村民的欢迎。

　　当时，各公社间没有通车，经常翻山越岭。有一次到偏僻的山源乡演出，演员们背着道具要沿水库走25里山路，走过小源溪口时遇到山洪，乡亲们背着我们涉水。庞大的演出队伍给小山村带来了喧闹也带来了难题。当时演出队没有报酬只管饭。吃饭只能“派饭”，每家安排几个，村民把最好吃的饭菜拿出来招待我们，着实给当时缺油少餐的我们打了牙祭解了馋。

　　戏台搭建在古老的祠堂里，大约10来个平方米，台柱子已经斑驳，露出的木纹清晰可见，顶部飞檐翘角上的雕花仿佛随时会掉落下来。台板厚实粗糙，板与板之间裂缝很大，在台上演出常常被村里的顽童用小棍棒戳脚，无奈换了位置还是不行。舞台灯光是那种泛黄色的灯泡，亮度不够，又加了两个煤油灯高高地挂起。没有具体的开场时间，以锣鼓敲响，吸引四邻观众。后来有了所谓“锣鼓一响脚板痒”的顺口溜。戏台下是天井，黑压压的站满了人，你推我攘，有人头涌动的感觉。

　　巡回演出让我们耳濡目染了大山深处的真实生活，然而无论生活环境多么艰苦，村民们从来不曾放弃对文化生活的渴求与热爱。我们当年的演出谈不上专业，今天看来或许还很粗糙，但却真正感染着村民们。隔着岁月回望过去，觉得那真是生活对我们的一份馈赠与褒奖。

　　我们是真正体验过舞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