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卫江

　　今年上半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宏观形势，浙江坚持“稳中求进、改中求活、转中求好”，着力稳增长、抓改革、促转型、治环境、惠民生、保稳定，在加快转型升级中保持了经济稳走向好的态势。同时，也呈现出许多新的阶段性变化和特征，表明已进入了关键的改革转型窗口期和结构调整阵痛期，需要我们有很强的战略定力，处惊不变，一以贯之。

　　中国的战略目标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落到浙江身上，就是中期实现“一三五、四翻番”，长期建成现代化浙江，最终实现美丽浙江、美好生活。要实现上述战略目标，需要稳中求进、稳中有为，保持经济增长的“合理速度”，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而且我们的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那么，什么是合理速度、合理区间？从全国来看只要达到7%左右增长就可以实现2020年在经济发展上的目标，浙江也只需要7%左右就可以实现“一三五、四翻番”的目标。从这个角度讲，增长速度只要不出现“断崖式”和“自由落体式”下跌，不大幅突破区间下限，都不因成为问题，关键在于经济减速与经济转型、与提质增效能否达到一种新的平衡、新的常态。

　　新常态在西方舆论界普遍被用来形容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但对浙江而言，新常态并不单纯是危机所带来的，也不是只停留在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上，而是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大调整与浙江发展阶段大变化叠加产生的历史性过程，是经济减速与提质增效寻求平衡产生的阶段性变动，需要我们辩证地去看待。从国际金融危机演变看，呈现长期化趋势，结构性因素没有消除，大调整远未结束，外贸出口高速增长拉动模式成为过去时，而内需的上升量远补不上外需的下降量，产生总需求不足的局面，再加上供给创新不足，形成了经济下行压力。从国际经验看，后发追赶型经济体在人均1万美元阶段客观上会经历一个减速的过程，减速提质成为经济增长主形态。这阶段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日本、新加坡、韩国，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制造业劳动成本，1975年到1990年上升了4至10倍不等。投入要素和增长动力发生变化，由资本、劳力转向全要素生产率。世界性大调整和阶段性大变化这两个因素落到当下的经济运行之中，必然伴随着经济增速的换挡和转型升级的阵痛。

　　如果单从增速看，我们可以发现浙江进入新常态其实更早些。2009年结束连续19年的两位数增长，为8.9%，2010年虽然反弹再次达到11.9%，但2011年、2012年、2013年、今年上半年增速均低于10%，可以说已完成由高速向中高速的换挡。实际上，7%至9%的经济增速仍然是很快的，是可顺利完成“一三五、四翻番”、实现现代化的速度，是比较理想的速度上“新常态”。浙江经济是否达到了可接受的“新常态”，更为关键的是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增长与转型、生产与生活、生产与生态的关系有没有达到一种新的平衡。具体就要看各项指标的匹配度，看转型升级的进展度，看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如果增长速度在7%至9%之间，财政增收、企业增效、收入增长、结构优化、环境洁化、生活美化，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新常态”。

　　从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看，总体上是达标的：GDP增长7.2%且稳中有升；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居民收入均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改投入、服务业均高于工业增长；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和GDP能耗下降幅度大大高于全年目标。但经济增速接近7%至9%的下限，下行压力仍然较大，房地产和金融领域等各种风险隐患不少，工业生产增速相对较低，工业持续回升动力不足，行业企业分化严重，核心问题是相当部分企业经营困难，有活力有潜力有空间的企业相对偏少。解决这些问题，达成“新常态”，需要在战略上保持平常心态和淡定从容，坚持加快转型升级不动摇，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调整结构，推进由低成本竞争战略向差异化创新战略的转变，推进由出口导向战略向全球化布局和配置战略的转变，推进强县战略向强市战略的转变，以释放制度性和结构性潜力。特别是要从供给侧创新入手，完善市场机制、优化服务环境，支持企业抓住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和消费市场升级机遇，在信息、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和高端装备制造业等领域加快形成新的主导产业，完成增长动力的转换与接续。

　　（作者为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