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卫阳

　　当工业化、城市化无所不在的影响，也逐渐渗入青年的婚姻选择，当晚婚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影星周迅日前忽然宣布迟来的婚讯，还是牵动不少人的心绪，甚至引发出算一算晚婚“经济账”的话题。

　　尽管就影星周迅本人来说，无论是自身容貌还是经济条件，都无疑比普通人优越，但这并不影响人们“触景生情”，算一算婚姻的“经济账”。步入婚姻的殿堂，高企的房价、未来不菲的子女开支等，都是眼下人们难以回避的问题。有报道援引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的10年间，20岁至29岁结婚人数比例从59.6%下降到44.9%，下降了15个百分点。男性的平均结婚年龄从25.3岁增加至26.7岁，女性平均结婚年龄从23.4岁增加到24.9岁，分别推迟了1.4岁和1.5岁。

　　那么，究竟“是经济发展导致了晚婚晚育，还是人们晚婚晚育促进了经济发展”，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一定的结论。但不管怎样，在现代社会，人们婚姻行为，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增加，这却是不争的事实。

　　其实，在婚姻而不是在爱情中融入一定的经济考量，这也是人之常情，哪个时代都有。而真正用现代经济学眼光来对婚姻与家庭进行系统分析的，则始于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他用经济学方法来解释“非经济现象”，如把婚姻看成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用机会成本的概念来分析家庭生育问题等，为人们认识社会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拓宽了经济学研究领域，从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贝克尔创立家庭经济学是有一个理论前提的，那就是现代社会的婚姻自由，人们能够从自身理性出发，来追求更好的结果。这与经济学市场分析中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有一定相通之处，所以他才能够将经济学里的市场分析手段运用到对婚姻家庭的分析。

　　当然，正像不具经济学知识的人，也能够通过自身感受，认识到婚姻现象毕竟有其社会特殊性，并不能用经济学方法来解释一切。贝克尔自己也不主张极端化地扩大运用经济学方法。但贝克尔的家庭经济学让人们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在婚姻、家庭方面同样存在理性决策的过程，正确看待这种理性决策并合理地安排家庭生活，对现代家庭具有重要的意义。事实上，这也是贝克尔家庭经济学产生较大影响的原因之一。

　　从某种角度说，市场经济也是一种理性经济，从社会的细胞——家庭来看，很多时候也需要运筹帷幄般的理性决策。中国人自古就把“齐家”与“治国”联系在一起，或许就是从中看到了持家与理政的内在联系。当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在家庭经济都离不开理性决策的时候，我们却看到一些地方仍顽固地存在非理性的经济决策行为，像重复建设、大规模圈占耕地、土地财政等等，这当中有干部考核、升迁等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做法使然。有时候这种非理性的情结还一时很难改变，如着迷于GDP的高下，非得以此来论英雄。

　　这里，我不揣冒昧建议一些从事经济决策或提供咨询参考的同志，不妨增加些有关家庭经济学的知识，如果以对家庭成员负责那样的态度来权衡自己的相关决策或建议，就不会光看到GDP的光鲜，而听不到群众在房价、收入、养老、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呼声，也可以让那些正算着晚婚“经济账”的年轻人，少些经济方面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