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毅刚

　　靠“一招鲜”的发展时代早已不再，阶段性变化的最大挑战在于原来经济惯有的那一套模式、方式、运行机制不灵了，甚至成为问题。

　　要在新条件下寻求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必须摆脱不好的路径依赖，从根本上改变难以适应新形势的经济运行模式。当下，浙江经济正在重新寻求内生动力。

　　善用市场自发调整之手和社会自组织之手是活跃经济的“不二法门”。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企业和市场；稳定的经济运行，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作为坚实保障。因此，新时期要激发增长的内在动力，必须要进一步放权市场、放权企业、放权社会，提升市场信心，调动企业发展积极性，让负责任的企业引领经济，让稳定的、运转顺畅、成本适中、配套良好的社会环境吸引优秀企业和人才。

　　这既是过去三十多年浙江经济发展的经验，也是新时期浙江经济重新焕发活力的通途。

　　№1，放权市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在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照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因此，浙江放权市场的关键，不仅在于要落实当前力推的“三个清单一张网”，即企业项目投资负面清单、政府权力清单、政府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清单和省市县三级联动的行政审批和便民服务“一张网”；而且要进一步约束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向市场放出经济核心干预权，在土地、资金、能耗总量、环境容量等关键要素上，探索出一条更加公平的路子。

　　重点考虑在国家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推进水、电、天然气、成品油等重要资源产品的价格改革；探索开征土地保有税等资源税，扩大排污权交易等环境税实施范围；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等等。

　　更多地运用市场、价格的手段，引导资源、资金、土地和发展权力向有利于生产力提高的方向配置，改变扭曲的资源要素定价，让市场决定性的手和政府合理调控的手，有机结合在一起。事实上，浙江已经在着手进行中。

　　№2，放权企业

　　在明确节约、环境、技术、安全等必要市场准入标准的前提下，按照市场化的规则，把在哪里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的权利真正还给企业。企业投资项目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决策。

　　要大幅减少各类会议、考察、检查，取消对企业不必要的评比、考核，减少不必要的政策、规划、考核限制，改变多头的管理方式，推动政府角色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浙江正在加快省属和地方国企改革，建立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制度，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减少行政对企业发展的干预。同时也在致力于出台细则，打破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鼓励浙江企业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积极参与央企和国企改革发展，让公有经济和非公经济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相互促进，共同分享发展机遇。

　　№3，放权社会

　　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对于社会中介组织可以处理好的事，加快行政让权，并规范行为，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加快实施政社分开，积极探索培育壮大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建立公共政策制定的社会参与和监督机制。

　　对于关系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重大事项，浙江也在尝试着建立更加开放、民主、畅通的听证和意见反映渠道、决策方式，减少政府和社会间直接冲突的可能，加快推动适于由社会组织承接的政府管理服务职能的转移，构建一个更加有利于发展的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作者系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浙江新闻”客户端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