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姝

　　余英时曾经对比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士”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问题。无独有偶。拉塞尔·雅各比也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论及学院派、专业化已经毁掉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公共性。他不禁质问道：“过去那种富有社会责任感，勇于充当群众引路人的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弦歌》，同样以知识分子为表现对象的晓风小说集，却一反主流文学常用的荒诞、反讽，矮化、丑化知识分子的模式，去除了极端性、夸张性的道德义愤，还原了承认世俗日常价值，而又未失理想追求的真实的知识分子形象。

　　由四部相对独立而又彼此契合的中篇小说构成的《弦歌》，聚焦于现行教育管理体制下高校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处境，既逼真地描写了他们面对重重压力的困惑与无奈，也艺术地反映了他们在困惑中的坚持、无奈中的奋争，以及心灵深处对大学之道的守望。

　　晓风不是专业作家，而是一位在高校体制内生活了几十年的亲历者。他也是位古典文学研究者，接续并弘扬了钱钟书、老舍等治学与创作齐头并进的“学人小说”优秀传统。

　　他从生活本源出发，理解与同情源自对生活洞若观火的睿智与超越。正如小说集名《弦歌》试图暗示的，挣扎在体制困境里的高校知识分子，虽有饮食男女的犹豫彷徨、懦弱庸俗，更多的却是于艰难中的执守，于日常生活中的理想温情。他们头顶消逝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所谓的“士”的光环，却依然在大学校园里坚持着自己的专业理想，在物质诱惑与精神操守之间，取得内心的平衡。

　　真可谓弦歌岂敢辍，夫子亦凡人。

　　《弦歌》中的人物，或为学校高层领导、或是普通中青年教师、行政管理人员。他们在知识分子神话瓦解的当下，直面生活的无奈，坚持理想的底线。他们身上，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性情节，也少有极端的悲壮处境，更多的是几乎无事的生活流，有尴尬，有婉叹，亦有悲欣交集。

　　晓风并不急于做体制的揭发与批判，而是用悲悯与同情的笔触，划过各色人物的内心，以绵密柔软的生活质地，怀着温暖的喜爱，写日常世俗中的知识分子，并在深厚的现实主义基础上，指向这个时代的症结：一群好人如何被不合理的体制拨弄，又如何各尽其力，与生活作韧性的战斗。

　　与主流文学中知识分子的颠覆性形象相比，张有忌、金渊明等人物显得更日常、更真实。他们并没有以“灵魂工程师”自诩，更没有从评职称、聘岗位的世俗事务中超脱。但在人情练达上，终究未脱知识分子残存的那点清高；在教学科研的岗位职责上，更闪耀着良知的星火。

　　他们并非理想化的形象，却恰恰真实地反映了转型社会中知识分子的逼仄境遇。这样一种真实，更切近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日常伦理实践。只有回归日常生活本身，才有可能在多样性中产生更为平易近人的理想，使价值在日常认同的基础上获得另一种超越。晓风笔下的高校知识分子形象，其独特的意义恰在于此。

　　得益于长期浸淫的人文素养，晓风的作品既有博雅精致的语言修为，更有深宏高远的文学境界。由此可见，恢复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十分常见的“学人小说”传统，“学问”与“文学”互通，正是针对当代小说钙质不强，境界偏低之通病的一剂良方。它不但保证了文学生态的多样化，更促成“为人生的文学”向“人生哲学”的提升，保持对生活的开放，获得持久的生长性，从而收获更多的文学果实。

　　（作者为浙江工业大学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