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评论员

　　城镇化已经变成了一个滋味复杂的命题，近20年以来，它陆续将诸多治理困境呈现给了转型中的中国。在这当中，乡村空心化、乡村文化断裂、农村社会治理失效尤其令人忧心。人们的普遍感受是，中国乡村已经被一路高歌猛进的城镇化抛在了身后，正气喘吁吁地奔跑在它狭长的影子中。

　　稍微盘点一下就会发现，近年来以城镇化为关键词的农村报道少见正面的消息，浙江上虞“乡贤文化”确实是难得的例外。在这里，公共服务普及、基层民主建设与乡土文化的延续、公序良俗的形成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一个兼具乡土性与现代性，既存续了人文精神，也展现了现代公共治理规律的新型乡村模式，呈现在人们眼前。

　　乡土社会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地方，也是中国现代转型中最艰难的部分。费孝通先生曾言，“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现代社会是法理社会，乡土社会是礼俗社会；现代社会崇尚契约精神，乡土社会通行伦理规矩，简单嫁接与拿来主义在这里是行不通的。成功的乡土社会治理，需要礼乐政刑综合为治，需要从现代公共治理和传统人文精神中找到双重支点。

　　上虞的“乡贤文化”，正是对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乡贤是从乡村走出去的精英，他们回乡安度晚年，不仅能以自己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支援新农村建设，还能以自身的文化道德力量教化乡民、泽被故土。他们既了解乡土文化心理，又熟谙现代社会规则，既经历过传统文化熏陶，又具备了现代人文精神，他们离乡与返乡的过程，正是在文化意义上打通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过程，而他们返乡支援农村建设的过程，也是乡土社会启蒙和转型的过程。

　　因此，对乡村治理而言，发挥乡贤作用、培育乡贤文化要会用劲、用巧劲。上虞的做法有其地域特色，是地方政府有效探索的成果，但其所体现的“方法论”，当是中国乡土社会转型和城镇化的必然选择。它以自身的成功再次重申了两个判断：一、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智慧；二、中国社会必须以自身文化为基点完成现代转型。今天我们所致力于探索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以这两个判断为前提。

　　招商引资不算难，打造特色经济不算难，将某一地的GDP提升到某一数字也不难。对于城镇化中的乡村，最难的是继承和重塑乡土文化，重新找到自身角色，搭建一个“法情允谐”的基层治理构架，找到公共治理规则与传统礼俗的最佳平衡点。上虞的“乡贤回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也为乡村治理命题设置了一个讨论层次，应该有更多的探索在这个层面上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