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诗立

　　作为不同形态的经济，服务经济与制造经济间的关系如何认识与处理，将影响到政府的决策选择，如土地电水等资源要素的差异化配置（价格引导与数量管制）、教育培训重点与人力资本储备结构的优化、城市化推进的重点与形态选择等，需科学分析、认真对待。特别是对浙江等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关键期的经济体而言，正确处理好服务经济与制造经济间关系，关系着转型升级顺利性、成效性。

　　首先，需清楚制造经济并不必然能升级为服务经济。服务经济产生于工业化高度发展阶段，是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基本方向与主体形态。但是，工业化高度发展并不必然能升级为服务经济，因两者形成的路径依赖、内在要求并不完全相同。相对而言，制造经济发展更多依赖的是低价成本的汇集、有形市场的拓展，其对用地成本、用工成本、税费成本乃至环保成本较为敏感，对国内、国际商品市场的拓展十分倚重，而对土地、资金、教育等要素市场的健全及其创新动力的保护、信用社会的建设等容忍度较高。而服务经济更多依赖的是现代信用社会的建立健全及其对产权清晰、法治清廉、治理高效等的坚定信仰与追求，是开放活跃思想市场的维护及其对科技、管理、文化等创新之动力的有效尊重与保护。

　　可见，制造经济与服务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条件并不完全相同，制造经济发达是服务经济形成的重要基础，但如果没有合适的制度创新与文化建设，制造经济可能会陷入转型升级困境，乃至失去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与能力，南美、东南亚部分经济体已有惨重教训。对浙江而言，当前亟需以“三张清单一张网”的高水平建设与持续完善为重点，来深入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不当干预、减少权力寻租空间及对市场秩序的扭曲，有效保护和激活市场活力，以既为制造经济的做大做强、升级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也为服务经济的培育形成，及其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型奠定良好基础。

　　其次，需清楚服务经济发展可与制造经济相辅相成。服务经济虽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可能产物，但随着经济与贸易发展环境、信息与物流技术、居民和经济组织消费结构等变化，其与制造经济并重、互促发展，而不是人为划分先后、厚此薄彼选择，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应有之道。实际上，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虽早已进入服务经济阶段，但其制造经济一直很发达。中国也是近年来才实现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但若考虑到美国制造企业多已通过品牌和资本纽带实现了中低端制造全球外包，通过产业协同体系建构实现了高端制造非核心部分全球外包，其制造经济优势无疑依然显著。从而，所谓“再工业化”，对美国而言本就是项伪命题。

　　对浙江来说，支持发展服务经济，并不是要降低制造经济地位，相反是为了制造经济更好地升级。毕竟，制造经济发展已不单纯是制造环节本身，也不限于与其直接相关的企业管理创新与文化建设、新材料新工艺应用与推广、新营销网络建构与后期服务提升，更在于通过服务经济发展实现科技研究的不断创新与高效集成、元器件零部件及成品的高效外部与低价采购、产品消费结构及动态变化的精准化跟踪与高执行力营销，在于通过服务经济发展实现对行业和产品知识产权战略的高效确立与实施、对创新源头的充分发掘与有机汇集、对生产原材料及上游资源的有效掌控与话语权获取。

　　从而，以制造经济为主体的浙江经济要实现竞争力提升与转型升级，就须从更高、更宽视野全面审视、重视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和价值特征，下大决心推进服务经济发展所需的政府治理能力提升与机制完善改革，及其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创新建设，唯如此才可能事半功倍、顺利成功。

　　（作者单位：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