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卫阳

　　老话讲，树大招风。在互联网经济中风生水起，并在最近一系列企业并购案中风光八面的马云，又一次成了议论的焦点。这回评论者的身份有点引人注目，他们大多是作为马云同行的企业家。在日前举行的一次企业家论坛上，马云入股恒大而弃绿城足球的前事又被重提，并上升到义利之争的高度，有甚者进而对马云这一做法进行了道德质问。

　　事情有这样严重吗？长期以来，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知人论事首先从道德角度评价。那么马云入股恒大足球到底有没有信用问题，从而要背负道德的重负呢？这里不妨简单回顾一下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大家知道，绿城前掌门人宋卫平酷爱足球，其在1998年成立了“绿城俱乐部”，并在足球上投入了巨额资金。但近几年来，缘于主业的疲软，绿城对足球的投入面临压力。宋卫平曾多次呼吁，希望包括马云在内有更多的浙江企业来和他一起来搞好浙江足球。

　　对宋卫平的呼吁，马云也有所回应，他甚至还专赴“绿城俱乐部”进行过考察，一时间，社会风传阿里将入股绿城足球的消息。结果最终马云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恒大足球作为投资对象，期间，又夹杂着绿城自身股权出让的新闻，种种纠葛，让局外人不由得生发诸多联想。

　　对于马云为何要入股恒大而弃绿城足球，当时的分析已有很多，这里要指出的是，整个事件从头到尾，并没有任何报道说过马云对入股绿城足球有过契约乃至口头上的正式承诺。因此，现在回过头来指责马云存在信用问题，至少在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

　　客观地说，宋卫平和马云都是十分优秀的企业家，尽管行业不同，但他们作为企业家，在法律范围内，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就是对社会作贡献的过程，这个道理200多年前，斯密在其《国富论》中就已经讲得很明白。至于企业家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分别，只能是人们看问题的一种角度，不能替代市场的评价。尤其是在转型期，对整个经济来说，市场化因素不是多了，而是还没有很好发挥其决定性的作用。

　　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道德的评价尺度。我们不能忘了斯密老先生在发表《国富论》的同时，还写过一本《道德情操论》。马云入股恒大可以从社会效益甚至政治等多种角度作出解读，但谁也不能否认它首先是一项经济决策，企业家对自己的财富负责，这也是一种道德体现。我们当然可以呼吁企业家更多地承担扶助社会、支持慈善的作用，但我们不能用理想化的道德评判来裁剪企业家的正常决策。

　　“义”与“利”，这是一个困绕了人们数千年的话题，作出简单结论是容易的，难的是在实践中，如何正确把握。这就要求我们不是单纯采取“贴标签”的方式，而是更多地通过理性的探求、实践的检验来达到最终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