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伟

　　经济减速刺激了财经界关于金融体制和货币政策两个层面政府举措的各种预期。体制属于长期安排，各方对于“金改”的厚望聚焦于市场化，其中利率市场化和民营银行是最热的预期。货币政策属于短期议题，围绕货币政策的预期，近期占优的是包括了“降准”在内的松动。在我看来，“金改”也好，货币政策变局也好，时下最紧迫同时关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战略前景的一大要义，当是降低实际利率。事情已经很清楚，在发达国家超宽松货币政策持续数年，欧元区存款利率由接近零转为负的国际大环境下，中国持续高企的利率，尤其是贷款利率，严重损害关乎中国经济战略利益的“双兼顾”目标的实施：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推动实体产业的转型升级。同样清楚的是，无论“稳增长”抑或转型升级，都需要资本投入。低利率有利于投资，这是常识。

　　低利率有利于降低一国实体产业发展的成本，政府干预金融的一大要义当是抑制实际利率，因而抑制实业投资的成本。这个道理英国亨利八世时代就搞懂了，且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法律手段，规定私人借贷最高利率不得超过10%，他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更是把这个最高利率降到6%和4%。理由明确宣布是低利率有利于发展实业。历史地看，低利率外加别的一系列重商与重工的政府政策，刺激了英格兰前工业社会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奠定了这个国家工业化的前提条件，最终成就了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崛起。

　　现代工业化市场经济体沿袭了低利率传统。政府和代表政府的货币当局作为公众的“看门人”，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履行着这个职责。最近的例子是，面对变化多端的后金融危机形势，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愣是靠了一紧一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把经济和产业拉出了危局。其中持续抽紧的是财政政策，宽松的是货币政策。前者因政府普遍赤字累累而几乎紧到了家，后者则借助QE松到了家。一紧一松的宏观政策所促成的，是超低利率和超低的价格同时出现，既获得低通胀又降低了实业投资的成本，印证了经济学家们关于宏观政策“最佳搭配”的一个长期猜想。经济学家们一直推断，松紧的宏观政策效果最佳。这方面略有些经济学常识者皆能悟到。

　　反观后危机时代我国现实，其中的高利率，不说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的“影子银行”，即便受央行严控的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也是同期欧、美商业银行的几倍到十几倍。而各种“影子银行”的“常规利率”，更是高得吓人。高利率直接削去了制造和服务投资的回报，间接损害了实体投资的环境。长此以往，对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和产业转型升级将造成双重损害。

　　面对高利率，财经专家们献出的招数不少，最多的当是发展民营银行，放松民间金融管制，进而推动利率市场化。然而现实的回应颇有些南辕北辙的意境：“破冰”金改的推动利率市场化和民营机构参与试水，刚一露头就搅起了业界的利息“狼烟”，逼迫国有银行加息、揽储。个中的原因有浅层的更有深层的。浅层的是影子银行搅局，深层的则是计划体制沉疴作祟。

　　客观地说，民营银行也好，利率市场化也好本身没错，也是战略上势在必行的改革。然而就出于抑制利率、降低实业投资成本，进而稳增长与转型升级兼顾的战略目标来看，单有这几招改革尚嫌不够，还得有战术性策略跟进。什么战术性策略？就是得对症下药先破解“钱追钱”的怪圈。客观地看，目前钱追钱怪圈源自计划病，用市场药适得其反。说得清楚些，高利率与钱追钱的推手和兴风作浪者是影子银行，影子银行及高利贷是计划经济改革不彻底的产物，若简单模仿市场经济做法，简单地增加流动性，将适得其反。

　　（作者为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