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诗立

　　现阶段浙江就可发展服务经济吗？许多人会对此疑问。国内一些学者坚持经济发展阶段线性升级论，认为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必然遵循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中后期、后工业化（服务经济）时期的路线安排，认为我国、浙江仍需有一个较长工业化时期，之后才能进入服务经济阶段。其实不然。

　　从增外经验来看，中国香港、新加坡、巴哈马等小型经济体借助其优越区位交通条件、自由港政策，立足洲际乃至全球市场，跨越制造经济直接发展服务经济，可能是其理性选择。对浙江这样的较大经济体而言，自由港政策难以实施，制造经济发达将是服务经济培育的重要基础。在制造经济尚未充分发展、尚不发达情况下，片面强调发展服务业，很可能将造成既使服务经济缺乏较广阔的市场需求空间，也缺乏所依托的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储备，更缺乏所需依靠的先进体制机制积累与演进。在这种意义上，现阶段浙江高度重视制造经济转型升级，无疑是科学、客观的。

　　但也应看到，参考国际经验，从人均GDP、城市化水平、居民人均收入等指标来衡量，浙江本应已进入工业化后期或者说服务经济阶段，但目前服务业占区域经济、从业人员的比重均远低于60%。面对这种“不合理”局面，应清楚浙江经济面临困境的本质不在于制造经济尚不发达，而在于服务经济发展太滞后，并因此造成了制造经济转型升级的艰难。这是需首先清楚的基本逻辑关系。

　　其次，当前浙江经济要转型升级，与其担心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可能会忽视工业做大做强，不如说更需通过以政府自身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深化改革，来优先建构服务经济发展所需的体制机制、文化氛围、价值信念，以服务经济发展所形成的创新活力、服务功能、营商环境等优势来改造浙江制造经济，这才是更必须、更根本的路径选择。

　　毕竟，浙江制造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的最大困境不是生产规模效应的未能发挥，或营销市场的广阔性拓展不够，也不是科研技术与设备装备的先进性不足，或科研机构集聚与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滞后，而在于缺乏产业全价值链有效串并联或整合融合的服务提供商、服务集成商（阿里巴巴某种意义上是小商品产业链整合的服务提供商），在于缺乏有效的金融、信息、物流、技术等服务手段或平台渠道来增强企业、产业对市场高效、灵活的适应，在于缺乏自主创新动力保护的有效制度与文化供给及其对应的知识产权战略布局与实施，在于缺乏充分统一公平的制度供给体制机制及其透明高效的运作环境等，而这不仅是服务经济的重要组成，也是服务经济培育所需的前提要求。

　　就此而言，浙江当前培育发展服务经济，不是超前，也不是可有可无，相反是必要、必须而紧迫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服务贸易的快速增长和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日益成熟与广泛应用，服务经济培育与发展在全球经济增长极培育与做大做强、全球经济价值链重塑与有利位置争取、全球资源要素配置权争夺与有效利用等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关键。浙江经济要想在新一轮区域、国际激烈竞合发展构筑起新的优势，就须从战略高度抓好经济服务发展及其所需的系列制度创新与完善。

　　综之，浙江经济已处于制造经济转型升级攻坚期，正确树立服务经济发展新思维，高度重视服务经济培育及其与制造经济的并重、互促发展关系建构，加快发展服务经济及其所需的体制机制改革、营商环境建设、人力技术资本储备、价值文化重塑等推进，将是实现浙江制造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之举，也是浙江经济新增长极培育的重要突破口。时机选择上，浙江现在就需大力发展服务经济及其所需的改革创新，而不是时机未到、不是再等等看。

　　（作者单位：省发展规划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