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诗立

　　目前，国内对服务经济的认识还较混乱，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较为流行。例如，把服务经济等同于服务业，认为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就是发展服务经济；把服务经济简单视为一种发展阶段，认为只要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以及服务业从业人口占全社会就业人口比重均超过60%，就进入了服务经济阶段，而之前都不能称为服务经济；把服务经济作为经济发展形态的线性升级、机械替代，认为一个国家或区域经济必然将经历采集（狩猎、放牧）经济、种植经济、制造经济、服务经济等线性升级过程，且认为制造经济发达后必然会升级到服务经济。

　　这些似是而非观点的流行，一定程度上已不利于我国、浙江的经济转型升级，特别是不利于当前经济新增长模式的选择、形成与新增长动力的培育、增强，特别是浙江因经济发展阶段、自然资源禀赋等的差异性，相对于兄弟省市更迫切需要新的路径探索与依赖。

　　实际上，服务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结构形式与增长机制，尽管现代服务业发达是其形成的根本条件或基础，但显然两者不能等同。因为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虽有利于服务经济培育，但若缺乏服务经济形成所需的整体性制度设计与改造创新，服务业发展将会事倍功半，或缺乏可持续性，即便因某些非市场因素而使某些城市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超过了60%，也难以认为其已进入服务经济阶段。相反，如果服务经济发展所需体制机制建设较为健全、高端要素培育储备较为丰富，即便因劳动力规模大、要素集聚需一定过程等原因，造成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或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未到60%，也可视为进入了服务经济阶段。

　　同时，对中国、浙江这样的大型经济体而言，制造经济发达是其经济形态进入服务经济的必要条件，但若没有基本同步建成适合服务经济的经济社会制度，从制造经济转型升级为服务经济很可能非常困难。而这，也是国外某些经济体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的根本原因。

　　可见，服务经济不仅是一种相对种植经济、制造经济而言的新经济形态，更在于它要求建构一种以人力资本为基本要素，以科技、创意、服务为基本组成，以信用及其所需体制机制、文化价值健全为基本保障的新经济发展模式，还要求其需优先重视公平高效的市场治理机制建设、充分有效的产权保护、开放活跃的思想市场维护，及其所需的理念创新、制度重塑，来形成一套有别于制造经济时代的新的政府管理理念与运行制度。从而，服务经济不仅是全球经济中最有潜力和生命力的部分，也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和政府治理模式提出了改革创新与超越突破的新要求。

　　对浙江来说， 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6.1%，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可能低于45%，但就此而言浙江离服务经济时代还很远，当前还需以制造经济为主，以扩大制造业规模为主。如果因此懈怠服务经济发展所需的经济、社会、行政、文化等体制机制改革与创设，或侧重追求某些服务行业的加大扶持与加快发展，很可能是非科学的，也很可能难以真正推进浙江的经济转型升级。要坚持以服务经济为发展导向与基本要求，浙江则需积极争取和实施国家自主创新改革、金融改革、行政审批改革等相关创新试点，同时下大决心加快服务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配置方式完善、市场准入统一公平、现代信用社会建构、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与能力提升等系列体制机制大改革。高水平建成“三张清单一张网”，则是当前浙江推进改革的重要抓手。

　　从而，浙江发展服务经济，与其说是对加快新经济形态形成的一种必须的、必然的追求，毋宁说是面对目前经济转型升级困境，需下决心推动的一场新经济发展动力、路径、体制的综合性革新或自我超越，须切实抓好、持续抓好。

　　（作者单位：省发展规划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