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醉

　　县委报道组 陈云松 李品峰

　　在中国，众多的村庄都是“一姓独大”，除非它有着独特的经历。

　　2000多人的宁波宁海力洋镇平岩村就是那个“不走寻常路”的村落，村民祖籍来自全国15个省25个县，光姓氏就有110多个，是个名副其实的“百姓村”。上世纪40年代末，平岩村还只是海边的一片滩涂，第一批移民寻到此处，围垦、栖息，余姚话、三门话、绍兴话、上虞话、苏北话，不同的乡音，制造了同一个家园。

　　不像单一的姓氏村多靠宗族血脉聚合兴盛，我们在平岩找到了黏合众多姓氏的关键词——技术，“掘金者”和他们随身携带的技术和本事偏安一方，历经着时代的荡涤，小村从此与众不同。

　　避开水稻田的“棉花村”

　　76岁的泮旦富1964年来到平岩村，50年弹指一挥间，留下的家乡“印迹”就只有一口并不流利的慈溪话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这里多是盐碱地，当时的村民只能种点黄豆等去换大米。有时台风来袭，海水冲倒泥塘淹进来，家家住的茅草房都浮了起来。所以夏、冬两季，他们都要花一个月时间，天天挖泥加固泥塘，非常辛苦。

　　可是，泮旦富却在艰苦里看到了一丝机会。“那时全国各地都在种粮食，处处水稻田。在慈溪老家，我们人均土地只有几分田，可一到这边，满眼成片的土地无人种植，我一下子兴奋了。”

　　泮旦富说，虽然这儿的土地大多是盐碱地，可是他们慈溪人自古擅种棉花，有一套不外传的种植技术，加上棉花不怕“咸”，他决定把“根据地”安在这儿。

　　几乎相同理由，让一大批和他一样的人，前赴后继来到了平岩村。在那个劳力还不够富足的年代，自然的馈赠显得相当充裕，所以少有人会为抢夺资源而划出条条框框，拒绝那些外来者。

　　“第一年，我们30户移民一起围海造田，开垦了300亩土地，我分到了四五亩地。”泮旦富回忆道。当时宁海全是水稻田，没有人种棉花，他们一种引来了很多“追随者”。可是同样种棉花，原住村民种的只长个，不长棉，每亩只能收成50斤左右，而慈溪人种的每亩收成可达到100斤。

　　“棉花撒籽要一排排均匀地撒，不能漫天乱撒。而且，等棉花长大了，要把顶头摘掉，这样棉花长得肥……”泮旦富耐心地把技术传给了原住村民，几年后，这儿便成了远近闻名的棉花村，这算得上是小村的“第一桶金”。

　　家家万元户的“橘子村”

　　棉花种植了10多年后，平岩村走到了十字路口，这次改变小村的是台州人。

　　“种点橘子吧！”82岁的黄岩人张普森带着家人从家乡出来，行李里装着几棵黄岩蜜柑的幼苗，亦如当年许多躁动创业掘金的台州人一样。几经辗转，他们慢慢集聚到了平岩村。1971年，张普森在房前屋后自留地上种了20棵柑橘，还动员村子的70亩集体土地也种橘子。

　　这一举动，惊讶了小村。

　　“砍掉棉花种橘子？我不答应。”“橘子7年才能有收成，这人疯了……”村里的老人这样说。可张普森拍着胸脯说：“3年内就让你吃到橘子。”

　　事实证明，无论在哪个年代，适时的创新总是可以得到最高的奖赏。到了第三年，张普森的小橘园产橘3100斤，年收入3500元，他还因亩产万斤橘子上了《浙江日报》，当选过县人大代表。

　　这下小村又沸腾了。“英雄”般的张普森被请到村里搞70亩的集体橘园，而家家户户都跟风种起了橘子，那时，眼前的是橘树，放眼远眺的还是橘树，成片成片的都是橘树。“我们不断研究改良技术，到1983年，平均每株产量就达到了27斤。到上世纪80年代末，全村家家卖橘，家家都是‘万元户’。”

　　与小村同一时间成名的村落，如今少有延续辉煌的，而这里，当年的橘子产业有幸走到了今天，而且卖橘并不难。

　　43岁的陈靖是平岩村第一代慈溪移民的后代，发誓要种不一样的橘子。他在橘园上盖了几个大棚，温室效应催熟了橘子，大雪纷飞的隆冬季节，黄澄澄的橘子挂满枝头，他巧用时间差，让橘价翻倍上涨，大棚栽培“冬橘”卖到20元一公斤。

　　“是技术，让橘子有了新生命，让小村有了新生命！”陈靖这样认为。

　　追赶新技术的“加工村”

　　日历翻过21世纪，彼时的“棉花村”，现时的“橘子村”似乎都逃不开商品经济的洗礼。“全村都是农保地”的现实锁住了平岩村的工业经济。站在每个时代前头的平岩村人清楚地知道单一的经济产业，很难带动村民集体致富。

　　这道难题的解法，同样握在了小村技术移民的手里。

　　1965年就从慈溪到村庄种棉花的徐锡权，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慈溪多小老板，流着慈溪基因的他，洗脚上田，到宁海城区办起了服装加工厂。

　　3年前，徐锡权回望小村，发掘了村里闲置的妇女劳动力，就像当年看中村里无边的土地一样。

　　“村里劳动妇女种橘子一般只有20天的活，其他时间都空闲着。”徐锡权最清楚其中的时令。他把公司从宁海城关搬到村里。他说，他的产品基本采取自动化生产，但贴标签、包装等流程仍需大量人工。因为操作简单，所以对工人年龄的要求不高。不久后，他在平岩村、前横村、王家村等地办起5个加工点，就地招工130多人。

　　徐锡权带来的不仅是工厂，还有缝纫技术，亦如当年，他的长辈、同辈带来种植棉花的技术。

　　“我邀请相关老师到村里来授课，简单培训一个月左右，就能适应岗位需求。”徐锡权说，工作采用计件制，没有迟到、早退的说法。农村妇女们想睡觉、带孩子、烧饭，只要打声招呼，随时可以请假。

　　在加工点，一位40多岁的中年妇女，正在生产加工反光背心，机声隆隆，工序井然，她认真地剪去防护背心的边角、线头，将产品折叠整齐，装进PVC包装袋……她不时跟旁边的伙伴聊几句，轻松而自在。这样，每月能拿到近3000块钱。

　　“橘子卖七毛钱一斤，采摘的成本至少一毛三，人均一年收入大概一万元左右。而我在加工点干着，一年两三万元收入。”她满足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