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才

　　都说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兴盛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而我今天要讲的亲身经历的鸡毛换糖故事，是它的前身。

　　义乌的义东和义北，土地贫瘠，人们不得不从土地以外来谋取生活补贴。传统的鸡毛换糖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我是义乌廿三里后乐村人。廿三里人做生意，几乎都是从鸡毛换糖开始的。上世纪60年代末，我第一次跟随堂兄到诸暨做生意。腊月里，正是鸡毛换糖的黄金季节，挑担上车的人如上前线作战的军队那样集中在火车站。

　　列车进站停下，换糖“大军”急不可待地往车门口涌，不待车上旅客下车，就纷纷往车上挤，列车员喊破喉咙亦无济于事。我是第一次出门，慌慌张张地上不了车，从这车门跑到那车门想寻找上车人少一点的车厢，不料每节车厢都有那么多人。由于紧张过度，加上担子又重，不一会儿就觉得体力不支，待所有人都上车，我成了最后一个，被列车员狠狠地骂了一顿，因为他最讨厌挑重担的人上车。第一趟生意做到正月初十回家，算起来赚了30多元钱，比起生产队里两角分红已是不错了。

　　因为生产队的收益越来越低，走鸡毛换糖之路的人更加多了，鸡毛换糖业在本省范围已处于饱和。当时我已经在诸暨做了三年，每天挑着沉重的瓷碗换鸡毛实在太辛苦，就决定换个地方经营。1972 年农历十一月，我与在遂昌一起做过生意的4人前往江西万年县城关镇。为了能在当地合法经营，我每天要向所在地工商所交两角管理费。1975年，廿三里废旧市场的破棕衣单价突然从原来的三角猛涨到七角。由于利润高，鸡毛换糖人就到处收集破棕衣。仅一年，就把省内的破棕衣基本收完。利益观念促使换糖人向省外新区域拓进，于是我与下骆宅村的骆光祥赶赴江西彬江去经营。当时，干我们这一行属于“投机倒把”，到处都要管，一旦被抓住，货物被没收。在彬江双林公社，我和同行就有过在睡梦里被人包围，用手枪顶着我的前胸强行搜身，遭公社“三司会审”并没收担子与小商品的经历。

　　我挑着鸡毛换糖担子，省内跑过的地方有遂昌、龙泉、衢县、龙游、江山、诸暨、东阳、临安等，在江西有玉山、弋阳、贵溪、永修、余江、樟树、新余等地，可谓历千辛万苦，走千山万水，进千家万户。1978 年，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政策好了，环境也宽松了，生意人的日子渐渐好过起来，我也逐步转向了小商品经营。2008年，央视四套和九套还采访过我。这些往事，虽然已经过去好多年，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回味无穷，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