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彪 解聪慧

　　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浙江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深度解读企业转型过程中的成就和问题，结果显示，尽管上市公司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不可否认，“不计代价追速度”的粗放发展模式已成过去，而“投资行为更趋理性、质量效益稳中向好”正成为上市企业的新旋律。

　　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企业告别非理性“暴富时代”。前些年，浙江经济出现了“去实体化”、“去本地化”的“空心化”倾向，实体投资增速从2003年的40%回落至2010年的10%，制造业投资“十一五”年均仅增长12%，比全国低13个百分点。“十二五”启幕之初，省委省政府作出扩大有效投资、实施浙商回归工程的决策部署，较快扭转了实体经济投资乏力的不利局面。加上中央房地产政策调整的倒逼，我省部分企业或主动或被动从“房地产泥沼”中抽身，通过股权转让等方式及时甩掉了企业“包袱”，重新向原先的主营业务集中。去年我省上市公司非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占比仅22.5%，已比2008年降低一半左右。尽管这种抽身带有痛苦和不舍，但换来的是利润的较稳态、可预期增长。

　　产业方面，“三十年如一日”的结构悄然发生变化。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长期坐大的制造业结构，一直是我省结构转型的症结。但当时间越过2013年，我们欣喜地发现，浙江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一个振奋人心的信息是，去年我省化学原料制品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5700亿元，首次取代纺织业，跃居成为我省第一工业。从上市公司的角度观察，2005年我省劳动密集型上市企业数量高达30.9%，而到2013年底已不足1/4；同一期间，先进制造业上市企业占比则提高了13个百分点。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化，典型反映了浙江制造业升级正在进入快车道。

　　其背后的原因，既有客观因素倒逼，又有主观选择使然。

　　其一，要素成本高企，不转不行。仅仅是2010年至2012年，我省在岗职工年均工资就提高了46%。特别是，当下全省正在实施“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等改革举措，明确到2020年，全省新增工业用地平均投资强度比2010年增长40%，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新增建设用地比2010年下降75%，海宁等地甚至将企业亩产效益和土地使用税、用能价格、排污费用、信贷投放直接挂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大大压缩了低附加值、高能耗、重污染企业的生存空间。

　　其二，市场没有秘密，不转不行。改革开放前20年，浙江商品能够横扫全球，除了成本优势和款式多样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消费者和竞争者被割裂为不同纬度，消费者缺少比价量质的平台，浙商依靠其“先发优势”牢牢控制国内外市场。进入21世纪，快速崛起的网络经济和电子商务率先打破了这种平衡，消费者不仅可以足不出户购买和评论，竞争者还可以更为低廉的成本跟踪仿制，品牌和信誉取代成本和规模，成为商业竞争成败的关键。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要想赢得消费者，必须转型。

　　其三，创二代接班，不转不行。浙江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正逐渐变老，大多数年龄已在55岁至75岁之间。这批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习惯于依靠血缘、亲缘、乡缘组成一个小团队开展商业活动，学界称之为“人格化交易”。与父辈相比，创二代普遍受过良好的教育，契约和法制观念相对较重，愿意子承父业进入传统行业及利用血缘亲情做生意的人愈来愈少。为应对这种接班难题，这种类型企业的转型可能更具有突变性、断裂性。特别是当老一辈家长去世以后，企业可能会走向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子。

　　转型升级，其路漫漫。对走在市场经济前沿的浙江而言，一个经济温和增长、转型全面展开的新常态已经先于其他地区率先开启，没有现成经验参照，唯有解放思想、大胆探索。

　　（作者分别为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