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亭

　　在一季度经济数据依然低迷的大背景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南考察经济工作，意外地使用了一个自国际金融危机缓慢复苏以来才刚刚走红的词汇：新常态。并要求我们“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此论一出，国际上和媒体的反映，主要是确认了中国政府对于经济增速放缓的容忍度，肯定了不会再推出大规模“强刺激”的政策预期。但是，笔者以为，在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总理已对外界澄清相关立场的情况下，总书记仍然启用“新常态”的表述来强调中央对当下经济工作的要求，别有另一番深意。

　　“新常态（New　Normal)”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主要是指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虽经大力刺激却长期缠绵于缓慢且脆弱的复苏、发展前景极不确定的这样一种状态。其表现：货币量化宽松大潮席卷全球，国际货币汇率异常波动；贸易保护主义纷纷抬头，摩擦加剧；针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国际游资暗流涌动，伺机出击；虽然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缓慢复苏，但还不能轻言已走出危机阴影。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无可避免地也呈现出了某种“新常态”——在经历了长达30余年近10%的高速增长之后，宏观经济进入了一个6%-7%的中速增长轨道。早在2012年，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公司就曾表示，中国的GDP数据符合“新常态”增长率。

　　现在的问题在于，不仅限于那些表面的经济增速下滑趋势的显性化，而是从中国目前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和体制来看，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然走到了尽头；再不通过大规模而深刻的转型升级，整体经济将会缓慢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然而，对于众多的政府部门、官员，甚至是企业、企业主而言，很多人对此至今还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或谓紧迫的危机感。还一再幻想或通过大力度的行政推动，或寄望于中央政府再度出手大手笔的经济刺激计划，来求得经济增长的“高调复出”。正因为对经济大势执迷不悟，所以缺乏一系列“适应新常态”的主动超前应对，致使一再延误推动经济实质性转型升级的最佳时机，陷入盘桓不进、后劲乏力的窘境。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有其客观的必然性。一方面，就国内而言，随着土地、矿产、能源、资金、劳动力、生态环境等一切要素成本的不断高企、连番上涨，中国低成本扩张的增长路径已是荆棘丛生、难以举步了。另一方面，就国际而言，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的货币资产大量缩水，以及试图通过再工业化以增加就业和拉动经济，都使得造就我国经济增量的外部需求，始终处于一种困厄状态。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叠加放大，对中国“三个过度依赖”的发展机制（增长靠出口，出口靠工业、工业靠对土地、能源和廉价劳动力等的物质性要素的硬投入），形成了全面的包抄和深重的打击。

　　对此，顺势应时的对策，毫无疑问是全力推进经济的转型升级。但这又谈何容易：传统的思维定势阴魂不散，驾轻就熟的路径形成依赖；加之既得利益格局的摩擦掣肘，没有一番壮士断腕的痛下决心、义无反顾的背水一战，凤凰涅槃的浴火重生，是断断不能突破旧模式的藩篱，走上一条全新的发展之路的。

　　形势不明，甚至误判，那就不会有坚定的方向、清醒的决策，有成效的作为。这次总书记关于“新常态”的总体判断，实实在在地提醒了我们，时势已然改变，我们要从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特征出发，去自觉“适应新常态”。

　　适应新常态，首先是思想上要“适应”，不能一根筋想问题、一条道跑到黑，而是要“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识时务者为俊杰”；其次在速度上要“适应”，不能总还是想着要连奔带跑、一路高歌，而是要容忍中速、重在转型；再次在模式上要“适应”，不能再沉溺于低成本、低价格的低档货“横扫世界”，而是要靠永续创新的“头口水”效益笑傲江湖；不能再靠拼土地、拼资源和拼优惠政策来争先进位，而是要靠拼教育、拼人才和拼成熟制度来保持区域竞争力。最后在体制上要“适应”，不是靠高度离散主体的无序竞争赚钱，而是靠互利共赢市场的良性互动生财；不是靠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打肿脸充胖子”，而是靠现代治理下主体内生的创新创业动力“雄视天下”。

　　（作者为浙商智库专家、区域经济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