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艺术史上久负盛名的两大艺术流派的代表性作品，在这个春天于上海同时开展。佛兰德斯巴洛克画派麾下的巨匠与印象派创始人莫奈——他们在时间轴上永远隔着300年的距离遥遥相望，似乎也很难找到互相比较的理由，而现在，两者之间仅隔着黄浦江的微澜。

　　自3月8日以来，K11购物中心位于地下三层的艺术空间人头攒动，穿过玻璃幕墙反射的春日阳光，近距离体验莫奈温暖浓烈的色彩盛宴。这个并不宽敞的地下展室，在开展第一天就涌进了3500人，一个月12万人次的参观量令人咋舌。

　　另一边，是浦东世博园高峻宏伟的中华艺术宫，3月12日起，列支敦士登王室最珍贵的藏品之——包括鲁本斯和凡·戴克在内的佛兰德斯画派大师的一批名画在这里展出。近日，记者随浙江大学师生赴沪参观这两大艺术展，特撷采浙江大学艺术学系教授王小松的现场介绍和评论之精华，以飨读者。

　　1.“我把世界的每一块地方都看作是我自己的故乡。”——彼得·保罗·鲁本斯

　　形成于1581年前后的佛兰德斯画派是西方艺术史上的重要篇章。佛兰德斯——这块欧洲大陆北岸滨海之地是今天比利时的前身，16世纪下半期，佛兰德斯画家肩负着描绘奢华的使命——他们要装饰豪华壮丽的宫殿、大厅、教堂和祭坛。他们身后的资助者，是封建王室和贵族化了的资产阶级。

　　被称为“诸画家之王、诸王之画家“的鲁本斯，终其一生都靠着来自全欧洲的达官显贵的创作委托而过着无比优厚的生活。他的画室人气鼎盛，作品数量也十分惊人。尽管他为“诸王”服务、创作的主要题材是宗教神话，但他擅长以世俗凡人的姿态来表现神界的故事，尘世间的感情呼之欲出。用法国美术史家丹纳的话说：“他的作品表面上涂着一层天主教的圣油，而骨子里的风俗、习惯、思想感情等，一切都是异教的。”

　　鲁本斯的风格也代表了整个佛兰德斯画派带给人们的双重感受：既有明显的贵族性和宗教性，又带着鲜明的民族性、透出自由的色彩。因为前者，今天中国观众在看鲁本斯的画作时，恐怕会感到对西方宗教神话知识了解不够，而难以“看懂”；因为后者，我们又完全能欣赏鲁本斯画作中迸发出的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盛赞人类生命之美的洒脱技法。

　　现在，我们站在了鲁本斯的油画名作《战神马尔斯与瑞亚·西尔维娅》前。在古罗马神话中，战神与西尔维娅生下的一对兄弟就是罗马城的缔造者。此次展览一共展出了同一题材的三件作品：一幅草图、一幅完成作品、一幅是挂毯，在三面墙上一字排开，气势非凡。

　　画中捕捉了战神和女祭司相遇的瞬间，鲁本斯将那个年代日渐觉醒的欧洲人的活力和神姿完全倾注于两位神话人物之上：战神健硕无比的肌肉牵引着他向前，火红的披风高高扬起；女祭司则连连后退，她的身体白皙肥嫩、浑圆肉感；画中的小天使、雕像的面容，都极富常人美感。总之，毫无宗教题材的庄严肃穆，反而充斥着蛮荒的血肉气息，如一出热闹的歌剧，洋溢着激情、渴望和人性之爱。

　　鲁本斯早年在意大利游历求学，颇受威尼斯画派的影响。当他饱蘸画笔，习惯用极快的笔法使透明的色彩层层相叠，几笔就呈现出极为丰富的色调变化。甚至在打草稿时，他也经常不素描而直接使用颜料。同时，鲁本斯在构图上大量采用极富动感的S形、波浪、对角线等，与文艺复兴时期前辈们那种稳定的金字塔构图有很大区别。巨幅油画作品中，丰满壮实的人的躯体扭转、旋动，喷薄出无穷无尽的生命力量。

　　17世纪的欧洲人对鲁本斯有着狂热的喜爱，他们在那些壮美的人类身上发现了自己。佛兰德斯艺术并不只是欧洲王室的专利，事实上，它根植于城市的中产阶级文化，就生长在商人、店主和工匠之中。此次展出的一幅名作《克拉拉·赛琳娜·鲁本斯的肖像》引得观众驻足良久。画中那位12岁就不幸离开人世的小女孩是鲁本斯的长女，她的脸颊粉红，睁着棕色的大眼睛率真地盯着画面之外，体现了父女间无尽亲密之情。所有观赏到这幅画的人，面对克拉拉明亮的目光，都会有所触动，因此它也被称为“欧洲艺术史上最触动人心的儿童肖像画”。

　　2.“他只有一双眼睛，可那是一双多么美妙的眼睛啊！”——保罗·塞尚

　　离开中华艺术宫，思绪来到工业文明已经相当成熟的19世纪末叶。此时，午后的阳光正穿过淮海路两旁繁密的树叶，在明暗斑驳之中，我们开始体味“印象”。

　　在这里，色彩走出室内、走向大自然中，并最终直达每一位观众的眼睛里——这是莫奈既继承鲁本斯对于色彩的推重、又超越前辈之处。《日出》没能出现在本次展览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不过，观众马上会被另一幅同样富有魅力的《伦敦国会大厦》吸引目光。想象一下，莫奈坐在一家医院的阳台上，从下午的“尾巴”一直画到太阳落山，飞快地记录下眼前不断变化的光线色彩。画中，背光效果将国会大厦的身影变成鬼魅般的旋风，落日余晖如金色的装饰，水面上洒落着破碎的倒影。

　　所谓“丹青合为时而作”，莫奈等一批印象派画家突破学院派的套路，不断探索，带给人们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最终受到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和产业工人的欢迎。随着中古巴黎的大规模改建，马匹踩过的街道变成了汽车穿梭的林荫大道，现代建筑拔地而起，阳光下的草坪、街头的咖啡馆、霞光初现的码头……这些生动的户外景象一一出现在印象派画家的笔下——不再是“既定的理想的美”，取而代之的是画家的眼睛。

　　本次展览的精华是莫奈晚年的作品，即《日本桥》、《紫藤》和多幅《睡莲》。此时的莫奈已声名隆盛，脱离半生贫苦的生活，拥有了自己的庭院和宽阔的画室。在他有生之年，终于等到时代将其应得的艺术冠冕，敬献眼前。莫奈和他的印象派“战友”逐渐改变了人们欣赏艺术的表情：不再盯着一幅画的局部细节不放，而是坦然退后几步，感受画的色彩和整体气氛。他的作品或被政府买下，或被收藏家追逐，成为一代经典。

　　然而，莫奈的心境却日益凄凉：世界大战使文明凋零，妻子、儿子相继离世，不仅如此，时间还夺走了其他印象派画家的生命，让他成为印象派硕果仅存的见证人。他开始更多地待在自己的庭院里，不停地画睡莲，用快而密的笔触描绘光线、池水和雾气的流动，截取一个个瞬间。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莫奈的眼睛也开始背叛他。在白内障的折磨下，当年评论界的讥讽之词——“印象”，被他发挥到极致。色彩成为一种幻觉，在巨大的画布上流动，莫奈以他对色彩的经验和感受作画，而不再依附于自然颜色。于是，他笔下的色彩超越了线条、体积、透视，与那个时代的光影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今天我们再看那幅长达3米的《紫藤》，仍然会被诗歌般浪漫的色彩折服。莫奈是色彩的诗人，这幅画已成为一种意境，预示着高度提炼的抽象画的时代开始了。

　　莫奈之后，是梵高、高更，再之后，是毕加索、蒙德里安、康定斯基、波洛克……画家们发现自己、表现自己，绘画不再是客观再现，而成为情感流泻的记录和主观世界的表达。这一理念，直到今天仍然是西方绘画的主流。

　　艺术史就像一条长河，每一道波纹都能找到自己的上游和下游。鲁本斯仍然要为笔下丰腴健美的男男女女穿上神祇的外衣，画中的自然风光仍然是模式化的背景；而莫奈则走到大自然中，将心灵交付天光云影，真诚而执着地记录造物者带给人们的万千壮丽景象。这同样也是一个人的情感不断张扬、艺术家自我的观念和理想不断彰显的历程。

　　（本报记者 曾福泉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