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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墙电网，给监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艾滋病罪犯监区，无疑是这片神秘禁区中最为特殊的领域。关押场所会不会飘荡着恐怖气息？在水与火的交融中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日前，记者走进了我省唯一一个集中关押男性艾滋病罪犯的监区。

　　“我期待，所有的伤害都能在我这里停止。”

　　这是一群特殊监狱民警的承诺——省十里丰监狱九监区是我省唯一一个集中关押男性艾滋病罪犯的监区，成立10年来，先后收押了564名艾滋病罪犯。监区全体民警职工以降低艾滋病刑释人员重新犯罪率与病毒传播率为目标，全身心投入到艾滋病罪犯的监管、教育与医疗工作中，没有发生一起监管安全事故和民警职业暴露事件。

　　回顾过往的岁月，这里的民警用英勇无畏、默默无闻的奉献，演绎了一个个令人动容的故事。

无数考验—

安危，只在一线间

　　“从头到脚，一个好地方都没有了。”

　　让民警董陈波印象最深的是一名吸毒10多年的艾滋病罪犯，因为全身溃烂，只能从颈静脉抽血。“第一次，确实紧张。但到现在已经历数百例，早已见怪不怪了。”

　　一件白大褂、一只口罩、两只橡皮手套，一看、二摸、三进针……一次平常的静脉采样操作，如果对象换成艾滋病罪犯，那就变成了一次“生与死”的考验。而这样的考验，10年间，已达50000余人次。

　　“刑期比命长”，是很多艾滋病罪犯的想法。董陈波说，面对社会的歧视、亲人的抛弃，这些服刑人员感受到的是比死亡更可怕的孤独，行为上常常表现为自我封闭，威胁报复，自伤自残，甚至相互伤害等。

　　“指导员穿着警服走出铁门和隔离室。这是第一位敢面对面找我谈话的人。”这是见惯了面罩、防护服的死缓服刑人员吴某的独白。10年来，监区民警想方设法教育艾滋病罪犯做到“感染到我为止”，坚持“零距离”无防护管理模式，不戴手套、不穿隔离服、不戴防护用具，与他们面对面个别谈话教育，构建没有歧视、没有心理隔阂的氛围。还要随时处理突发状况，对因病导致情绪低落的罪犯进行心理疏导，还要帮助自暴自弃的罪犯重拾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一天夜里，监区情绪最激烈的罪犯马某，因皮肤溃烂、头痛等多种疾病而痛苦不堪，突然用头撞墙，头皮多处划破，血流不止。

　　在来不及全身麻醉的情况下，给一名狂躁不安的艾滋病犯做清创缝合，危险不言而喻——操作时只要针稍微偏一下，就会扎破薄薄的橡胶手套，施救人员的自身命运也会被改写。但时间紧迫，监区长周春华管不了那么多，带上手套就上手术台。“手术手套上都是鲜血，上面沾满了艾滋病病毒，犹如成千上万的虫子在手上爬行。”要说没有顾虑，只能是骗自己，但周春华说：“一上了这个手术台，就没怕过”。

　　做完手术，周春华每天为马某做检查、清洗皮肤、打点滴，并帮他解决老家孩子读书的问题。终于，马某打消了轻生念头，改造表现越来越积极。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本以为得了这个病，只有一死了之，可这几个月来，警官与我非亲非故，却这样关心我，我一定要勇敢地活下去！”

　　10年来，监区民警冒着随时可能被传染艾滋病病毒以及其他疾病的巨大风险，月均为艾滋病罪犯检查治疗600余项，已累计门诊17万余人次。

无悔抉择—

伤害，在这里停止

　　“我们虽然不一定能延长他们生命的长度，但我们可以努力帮助他们扩展生命的宽度，让他们活得有信心和尊严。”

　　这是记者在艾滋病监区采访时，听到民警说得最多的话语。但回顾以往的点点滴滴，眼泪始终是个避不开的话题。

　　2004年，我省为解决公安看守所、监狱艾滋病病毒携带服刑人员分散关押、风险大等问题，经省司法厅、省监狱管理局多次调研和协调，选址省十里丰监狱集中关押。

　　但艾滋病监区筹建之初，各种反对与阻抗不期而遇，“蚊子咬了艾滋病人会传染”等谣言四起，不少民警职工、亲人朋友也不理解，监狱选调的首批管教民警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当时在拟建关押点监区当医生的周春华，思想斗争了很久，最后抱着“我不去谁去”的想法，主动报名。面对家人的不理解、朋友的相劝以及各种压力，周春华还是坚定地迎来了到新岗位报到的那天——妻子抱着3岁的儿子送他出家门，儿子啼哭不止，妻子含泪说不出话，整个场面就像是生死离别。周春华强忍眼泪，对妻子调侃：“回去吧。你们送我上路啊？”妻子这才破涕为笑。

　　“当时，我都不敢到外面吃饭。因为饭店老板哭丧着脸说，你们来了，就没有客人敢来吃了。”日前，整理完罪犯病历的周春华，一脸轻松地回忆起这段往事，还不忘“笑话”一下刚走进办公室的民警雷建明，“10年前来这里工作时，真是噙着泪水的。”

　　“当时就一个字：‘怕’！”可10年后的今天，雷建明依然奋战在一线，早已可以坦然谈起管教中发生的各种惊险经历。

　　“无论外界怎么看我们，我们都要像大海一样包容所有人。”民警董陈波有一个用了8年的QQ昵称——老艾大海。“当时，监区周边的村民看到我们都会绕道走，以前的好友就算是你请客也不来了，在大家眼里，我们都是‘老艾’。”民警们干脆建了个“老艾QQ群”。

　　从最初的12名“刀锋战士”，到如今的42名民警职工，一批批民警凭着“我期待所有的伤害都能停止在我这里”这一信念，勇敢地加入到艾滋病犯管理队伍中来。周春华说，在艾滋病监区，每天都像在打仗，而最初外界的各种不理解又更促使同事间互相扶持，大家早已结成了特殊的战友之情。

　　有人哭着来，也有人哭着走。一名在艾滋病监区干了3年多的民警要调去新岗位，昔日同事为他饯行。饭吃了一半，这名民警突然放声大哭：“我也不想走，可我没办法！”大家这才知道，这3年来，有洁癖的妻子都没理过他。周春华说，那天他也默默地流泪了。“那一刻，我彻底明白了：什么叫默默付出，什么叫不流血的牺牲！”

　　哭过笑过，也有人主动要求“归队”。今年53岁的楼永辉，2007年曾离开过艾滋病监区，去年2月，他又回来了。楼永辉说，对外人从不谈论自己的工作内容，甚至对亲人都保密，至今28岁的儿子和老父母还被蒙在鼓里，但这份工作，这个队伍，他已经离不开了。

无尽关爱—

救赎，治病更疗心

　　在艾滋病监区做一名民警，不仅要“治病”，还要“疗心”。刚开始，面对第一批艾滋病服刑人员，每个监管民警都心神不宁。谈话室专门设了一道玻璃墙的防护栏，民警出入防护栏要加双层手套，和犯人谈话，隔着厚厚的玻璃墙，怕沾染半点病毒。

　　“隔着墙，穿着防护服，怎么能走进他们心里！”民警们一个个主动走出玻璃墙、摘下手套，和犯人零距离接触，“哪怕有被感染的危险也得贴近他们，只有这样，才能‘医病’又‘医心’。”

　　让艾滋病犯们更感意外的是，不仅他们自己，连家人也得到了久违的社会关爱——省十里丰监狱红丝带帮困基金会成立了。

　　这缘起一次调研。在一次关于艾滋病罪犯改造和管理情况的调研座谈中，省监狱工作协会副会长杨金仙了解到，一名贵州籍罪犯杨某的妻子和5岁的小孩均是艾滋病患者，家境极为困难，为了不被歧视，不敢到地方政府申请补助；一名重庆籍罪犯明某，2011年妻子因病死亡，家中年仅9岁的幼儿无人抚养，生活十分困难……这群孩子，没有天真烂漫的童年，却时刻面临着死亡、流浪、遗弃等威胁。

　　调研结束，杨金仙萌生了成立基金会的想法，以帮助那些艾滋病罪犯家中失学和生活困难的未成年子女。为此，她自己带头捐款15000元。省十里丰监狱积极响应，牵头筹办这项活动，至今已有80多人向基金会捐赠，一名刑释人员黄某也自愿捐款两万元。

　　最近，一名受捐助孩子的爷爷专门写来感谢信：“如果不是路太远，我一定会挑着自家种的葡萄来感谢你们！” 如今，基金会已累计捐款近13万元，帮助4名面临辍学的艾滋病罪犯子女就学，为11名保外就医的罪犯提供经济补助。

　　一以贯之的付出，在改变服刑人员，也在改变着民警的家人。民警们发现，虽然一开始困难重重，但随着这些年艾滋病知识的普及，社会上异样的眼光越来越少，朋友、家人态度也在悄无声息中发生改变。周春华说，让他感到特别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儿子的学校曾组织一次名为《我的爸爸》的演讲比赛，儿子自豪地向大家介绍自己的父亲是一名艾滋病监区民警，赢得了热烈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