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亭

　　既然是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李克强总理当然需要就亚洲的发展问题发出中国声音。但在一句“亚洲的发展关乎世界前景，中国的发展与亚洲息息相关”的过渡之后，总理轻巧地将话题拉回到国内，并围绕论坛事先设定的主题：“亚洲的新未来：寻找和释放新的发展动力”，全面阐述了在严峻经济形势下中国版的发展动力论。

　　“一是要向改革要动力”。在清醒认识到“市场中蕴藏着巨大的活力”和“人民中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的前提下，要通过简政放权的改革，把这内生的“两力”给挖掘出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35年，一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二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取向的、以大规模的“改制”为表征的城市改革，以及加入WTO为标志的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开放改革，每一次改革，都深刻地激活了中国经济的内在潜力，促使我国的发展大步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相信这一次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的全面深化改革，将会一方面有利于放宽市场准入，更好创造营商环境；另一方面鼓励公平竞争，建设法治经济，从而释放出更多的改革红利。

　　小平同志说，开放就是改革。我们已经在制造和产品市场的开放上，收获了促进国内经济快速发展的硕果。但我们不会仅限于此，还要与时俱进，进一步在服务和资本市场的开放上，继续为国内经济的提质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就像上海自贸区的异军突起一样，“沪港通”的果断推出，必将引领我国在与国际高端要素市场的更深度融合之中，有效提升我国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

　　“二是要向调结构要动力”。城乡、区域差距大和产业结构不合理，是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的深层次问题。但从另外一方面看，恰恰也是下一步我们加快发展的潜力和机遇所在。关键是在于，要认清什么才是问题久拖不决的真正症结。不触及病灶的体制性根源，不破除疗治的体制性障碍，我们就无法取得结构调整的预期效果。我们可以借助“营改增”的税制改革，来推动服务业的加快发展；也可以借助更多运用社会资本的投融资改革，来增加生活性服务业的有效供给。包括推动沿海产业向内地的梯度转移和发展，推动绿色工业、新能源、节能环保技术和产品开发，都将有助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无疑是“新型”的最大内涵所在。这么一场涉及到几亿人口的巨大社会变迁，之所以长期以来被严重阻滞，其深层原因还是在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由于未能实质性地触及相关体制的改革，在民工潮兴起以后又产生了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的新问题。新老体制病相互影响和纠缠，致使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乱象丛生。相信伴随着户籍、土地和围绕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展开的公共财政及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我国城镇化的诸多痼疾将有望得以化解，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将会有一个显著的提升，其对扩大需求、拉动经济的正能量，也将更加充分地展现出来。

　　“三是要向改善民生要动力”。民生改善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需求拉动经济，13亿中国人恰恰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也是“需求的富矿”。在外需难以有效回升的国际经济背景之下，最靠谱的还是亿万中国人“鼓起来的钱袋子”所提供的消费需求。由于多年来我国的国内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促进社会就业创业的政策环境不充分，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明显滞后于GDP的增长速度，并造成了我国内需拉动力不足而过度依赖于外需的被动局面。

　　切实推动百姓增收从而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必须多管齐下、综合施策。除了落实“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两同步、两提高”原则之外，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中提出的深化教育、医疗体制改革，健全更加积极的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等，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路径。

　　按此“三大动力”去谋篇布局、排兵布阵，正像李总理所言，对于已进入提质增效升级新阶段的中国经济来说，不但能爬坡过坎，还将行稳致远，不断续写出“中国故事”新的传奇！（作者为浙商智库专家、区域经济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