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伟

　　近期参加国内一个高规格论坛，议论的一大主题是美国再工业化对于东亚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经济与产业的可能影响。占优的论点是：美国此举将对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造成直接威胁，首当其冲的是中国。最大的威胁是那些依赖美国企业外包、离岸等业务生存与发展的产业和企业。有一种推断，如若美国“重返”制造业，既搞研发和知识产权，又弄制造，最终囊括了整个价值链，则那些原本依附在美国企业海外供应链上生存与扩张的东亚企业将可能遭殃，进而，东亚和中国的此类制造活动可能将归于衰落。

　　由此引出的对策建议不少，其中两类建议最雷人，听上去也颇似有理：一个是不要急着促消费，降低消费比重，还是应继续增加投资，借以营造制造业新优势；二是不要急着压企业给工人涨工资，更不要急着提高社保、医保水准。因为这样一来，就会推高劳动成本，进一步缩小美国和中国制造业劳动成本差异，帮了美国再工业化的忙。

　　果真如此吗？

　　什么是美国再工业化？美国政经界的解释很多，有说是重构美国资源于制造活动的一种战略，有说是重振美国制造业的一种战略设想。更多的是美国重返制造业。在我看来，这是美国政府受政客与政党利益捣鼓出的一种战略构想，核心内涵是重振美国制造业，直接目标是增加就业机会。

　　美国政府围绕再工业化迄今都做了些什么？客观地来看，迄今勉强可以和这个战略扯上关系的大动作不过两招半。两招分别为“购买美货运动”和“促进制造业”。前者旨在刺激美国出口减少进口，提出五年内美国出口翻番，借以创造就业机会。后者主旨在于借助减免税收等财政杠杆，刺激美国企业把在海外的一些制造活动搬回本土。

　　美国凭借哪些因素推动再工业化战略？客观地看确有一些因素。两类因素最突出：一类是民情民意。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提出的背景，多半系一种民众情绪和政客热炒的“对接”。热炒的“素材”是“后危机”以降美国经济复苏与就业滞后的巨大反差。故而美国民众那里，有一种渐增的情绪，认为是美国企业将部分生产环节移往境外，导致了美国就业岗位的减少。有政客甚至提出一种近乎闭关自守论的说辞：由于美国主要制造环节的“境外化”，工业品本土生产能力下降，一旦与主要供应链贸易伙伴发生冲突，贸易与供应线中断，将直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由此将再工业化推上政府“战略”层面。另一类是要素相对价格变化营造的优势。简单点说就是美国相对于东亚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制造业关键要素价格变动。

　　美国再工业化进程及前景如何？的确，上述诸因素的合力，外加美国政府支持与政客煽情，或许能吸引个把产业回归。但要促成企业外包业务的大规模回迁，障碍重重。最大的障碍不在制造业相对要素成本上，而在要素相对收益上。论及要素相对收益，两个大视野不能放过：一个是美国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极高的利润空间。另一个是，当代国际分工基于中间品和价值链，没有一家企业愿意“复古”，包揽从中间品制造再到最终品生产这样的全程活动，因为这样就违反了比较优势原理。

　　常识告诉我们，在美国这样一个私有产权和自由企业意识根深蒂固的国家，仅有政客们的热议和政府在就业方面的一些激励政策，但若无一种微观机制，不能将企业和资本所有者的收益最大化意愿和战略目标对接，都不会产生多大的实质影响的。产业发展方面，仅有民意而若和投资人和企业家的利润最大化目标背道而驰，也不会获得实质进展的。

　　综述不难得出：美国再工业化确是个战略，但迄今多半还停留在政府意愿和立法程序中，缺乏实施的微观机理，做下去障碍重重。拿这样一个目前看来实现概率不大的战略当做决策的重要约束条件，盲目跟进，不惜放弃中国自身稳定的战略利益，将是极大的错误！客观地来说，中国社会经济稳定的根基，在于提升劳工阶层的收入水平，让普通百姓分享改革开放的收益。中国经济真正希望，在于营造全球无与伦比的大市场。这个世界，谁有市场谁就牛！

　　（作者为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