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文萍

　　4月9日，为期两天的伊朗核问题自今年2月以来的第三轮谈判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落下帷幕。和以往的两次会谈一样，伊朗核问题六国（联合国安理会五常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以及德国）与伊朗分别以英语和波斯语宣布了会谈的联合声明，认为谈判双方“在以往确立的谈判框架基础上，再次就全面协议将要涵盖的所有问题进行了实质性的、细致的讨论。” 并承诺将从5月13日起在维也纳举行下一轮谈判。

　　横亘在伊朗与西方之间多年无解的伊朗核问题在去年11月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双边签订了为期6个月的过渡协议。协议规定伊朗在此期间将减少核活动，其中包括停止铀浓缩项目，西方作为回报则将部分减轻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该协议自2月20日起生效，至7月20日截止。在此期间，双方将为草拟一份伊核问题的全面协议开展谈判。

　　多年无解的伊朗核问题之所以在去年岁末峰回路转，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温和派人士鲁哈尼当选伊朗总统之后的外交新思路以及美国的战略调整密切相关的。从伊朗方面看，鲁哈尼竞选及就任总统后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就是日益严峻的国内经济问题。近年来，在不断加大的西方强力制裁压力下，伊朗经济大幅度下滑。一方面，石油出口收入不断减少，进口商品价格大幅飙升，本币里亚尔大幅贬值；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压力增大。月通货膨胀率已高达40%左右，宽泛统计的失业率也已高达24%。经济问题已经逐渐超越经济层面，很可能严重影响到伊朗执政集团的民意基础，从而演变为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然而，因伊朗经济问题的根源是制裁，而制裁的根源又在于核问题。因此，鲁哈尼要想在国内经济问题上有所建树，就必须寻求打破至少是寻求西方放松对伊朗的制裁，在核问题等伊朗外交政策方面有所创新和体现更多的灵活性。

　　而从美国方面看，奥巴马第二任期力图推进所谓的“重返亚洲”战略，需要在中东的几大棘手老大难问题上有所突破，或至少不再牵扯美国过多的军事、外交投入和精力。继伊拉克撤军和阿富汗的准撤军计划之后，美国近一年来加大了斡旋巴以冲突、叙利亚危机以及伊朗核问题的力度即是这一战略调整的充分反映。在伊朗核问题上，奥巴马抓住伊朗温和派总统上台的机会，在去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期间放下身段，“历史性地”和鲁哈尼总统通了15分钟电话，打破了美伊两国领导人34年来没有联系的对峙局面，为美伊关系的改善以及伊朗核问题的谈判开启了“机遇之窗”。

　　虽然“机遇之窗”已经开启，但伊朗核问题的最终“软着陆”并非柳暗花明和一片坦途，而是助力与阻力并存，希望与失望交织。伊朗核谈判不仅要面对来自以色列的压力（以色列一直持续不懈地提醒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伊朗的新姿态只不过是“披着羊皮的狼”，以色列保留单独打击伊朗核设施的权力）以及美国和伊朗两国内部保守势力的阻扰，而且美国与俄罗斯近期因乌克兰局势和克里米亚入俄而发生的争执也必然影响到美俄间在伊朗核问题上的立场协调，并给未来的伊朗核谈判蒙上阴影。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在此轮会谈前就曾警告说，美国和欧盟持续就克里米亚问题向俄方施压，可能迫使俄方转变在伊朗核问题谈判上的立场。上述阻力如同火车道上的扳岔，随时可能横倒下来要么叫停艰难行进中的伊朗核谈判这趟列车，要么使列车被迫改道，从而偏离正确的方向。

　　作为伊核谈判六国中的一员，中国凭藉与美国、伊朗都保持的较好关系，一直在数轮谈判中发挥沟通调解以及制衡和缓冲的建设性作用，小心呵护着谈判的继续进行。在去年11月伊核谈判的关键时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伊朗总统鲁哈尼通电话，赞赏伊朗在核谈判中所采取的灵活做法，强调中方在相互尊重、分步对等原则基础之上的核谈判主张。在刚刚结束的维也纳第三轮谈判中，中方还担任了有关议题的牵头人，具体负责协调有关问题的谈判，同时就各方的僵局、各方的难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方案，贡献了中国的智慧。

　　说到底，推动各方早日达成有关伊核问题的全面解决方案，不仅有利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有利于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同样也有利于中国的能源进口、投资以及我西部地区的安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