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成群结队的大妈伴着音乐一起跳舞的场面，已成为各个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然而，有人爱之如蜜糖，有人恨之如砒霜。动感的舞步给城市注入很多活力，伴随而来的高分贝噪音也让人苦不堪言。泼粪、丢水袋、鸣枪，甚至放藏獒、放高音炮……周边居民对广场舞的不满愈演愈烈。大妈们想丰富生活，住户们要宁静环境，如何才能两全其美，引发人们热议。

　　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位于城市各个角落的广场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

　　无数大婶大妈成群结队，出现在城市中的一些空旷场地。白天，她们从事各类工作，或者在家务中丢失了自己。到了夜晚，只要有一块空地，加上一个功率够大的音响，她们就能奏响自己欢愉的夜生活。

　　然而，看似轻柔的广场舞，如今却跳得越来越惊心动魄。不堪其扰的住户，为了驱散广场上的跳舞大妈，有人泼粪、丢水袋，甚至放出藏獒驱散。一边是，广场舞爱好者乐此不疲；另一边，噪音受害者苦不堪言。双方各执一端，针尖对麦芒，由广场舞引发的各种冲突就难以避免了。

冲突——

高音炮对广场舞

　　“迪迪迪……”3月29日傍晚，温州市鹿城区松台广场，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警报声。

　　广场上，一批正在高亢音乐中舒展身体的大妈，不得不戛然而止，停下舞步；一群正引吭高歌卡拉OK的人皱起了眉头，歌喉哑然。

　　这警报声来自广场对面“新国光大厦”小区C幢4楼平台，6个大喇叭组合成的“高音团队”一齐朝着松台广场方向播放。警报声过后，传出一段字正腔圆的男声：“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刺耳的警报声与语音播报循环播放。

　　原来，这是该小区业主委员会集资26万元买来一套“声波武器”，用来“还击”松台广场的广场舞噪音。业委会主任吴先生称这是无奈之举：“我们为的是让广大居民有个清静环境。他们停，我们也停。”

　　新国光大厦共6幢楼，有600多户常住居民。与小区仅一路之隔的松台广场上，每天从早6时到晚10时，全身心投入到三步踩、交谊舞、健身舞等各类广场舞的人，几乎成了吵闹、不讲道理的代名词。“唱歌的，跳舞的，整天轮番‘轰炸’，你方唱罢我登场，让人没法好好休息。”一位居民抱怨道。

　　在松台广场，记者看到，每天晚上7时30分左右，人气聚集到顶峰，五六支舞蹈队各据一方，每个方阵不下百人，都配有一台大功率音响。不同的音乐交织在一起，在广场上空混为一团巨大的噪音。

　　今年1月21日，在鹿城区各单位组织广场歌、舞的民间团队及个人，签订了《鹿城广场文化活动公约》：白天平均音量不得超过60分贝，晚上不得超过45分贝。

　　但没过多久，高分贝噪音再度出现。忍无可忍的小区居民决定“以噪制噪”，花大价钱买来“远程定向强声扩音系统”，专门用来“制裁”广场噪音。“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吴先生说。

　　这一“对抗”，引起人们对广场舞的再次关注。4月1日，省委主要领导在一次会议上，点名批评当地政府部门不作为，要求立刻整治。

　　当晚，鹿城区委、区政府召开专题研究会，决定今后对群体性聚集广场活动要进行细腻化管理，使用场地实行登记制。在广场设置分贝仪和电子显示屏，方便广场舞人员和周边群众自律、监督，并探索大型广场使用音响由政府掌控的办法。

　　最终，新国光大厦的业主委员会拆除了这套“远程定向强声扩音系统”。

困惑——

生活乐趣何处寻

　　沈末娥今年46岁，化着淡妆，穿着连裤袜，一袭黑色的风衣，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她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每晚都会跳上两小时，几乎风雨无阻。

　　夜幕降临，长兴电力大厦前的空地上，《今夜舞起来》的音乐响起来，十多位中年女子扭起腰肢，领头的，正是沈末娥。她想不通，跳广场舞怎么一下子就成为了“全民公敌”。在因泼粪、鸣枪、放藏獒等事件引发的集体情绪之前，以前与“广场舞”有关的新闻，大都体现的是活力四射、积极向上的时尚新生活。

　　对沈末娥来说，“广场舞”怎么看都是件好事。大妈们在柴米油盐之余，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体健康和生活乐趣，有了自我追逐的去处，愈发显得自信。

　　沈末娥开着一家杂货店，在店里忙了一整天，到了晚上，一听见激昂的音乐，立刻又兴奋起来。历数那些广受欢迎的广场舞音乐，《倍儿爽》、《最炫民族风》、《爱情买卖》等，以欢腾热闹的曲风、不太考究的歌词营造了其乐融融的氛围，再加上简单易学的舞姿，这种低门槛、低成本的娱乐方式迅速流行起来。

　　对大婶大妈们来说，生活由无数琐碎的小事构成，值得欢庆的，无非是菜场里降价的猪肉，有出息的儿女，以及孙辈的乖巧。因此，当几年前，广场舞出现在沈末娥的生活中时，一下子就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她不仅花钱购买行李车拉录音机，还为大家奔波购置舞蹈服，连经营了十多年的杂货店有时也早早地关上门，“姐妹们在一起跳，动作既简单又好学，出出汗，很舒服。”

　　其实，广场舞给予的快乐和成就感，是沈末娥选择它的最主要原因。她带着自己组建的“艳冰舞蹈队”报名参加县、市的排舞比赛，而且屡获佳绩，去年底在杭州举行的排舞比赛中，她的队伍就拿了三等奖。记者采访的当天，她的队伍刚参加完社区比赛，接下来又要准备下一场比赛了。仿佛只有跳广场舞，步入中年后的一切困惑和劳累才会随着音乐，慢慢溶解在夜色中。

　　和所有跳广场舞的人一样，沈末娥和她的队友们也同样为场地而烦恼。以前，跳舞时，总会习惯把音响开到最大，“声音大，大家跳的劲头也足一些。”然而，随着周边居民接二连三地反对，沈末娥跳舞的场所也换了好几处，如今好不容易找了块空地“安了家”，把音量关小点，尽早结束。“我们练好了要比赛，场地和音响都马虎不得，希望有一块更理想的空地让我们尽情跳舞。”

　　“自从跳广场舞后，我觉得像是在眼前打开了一扇门，生活比原来丰富得多。”沈末娥说，现在的她很难想象没有广场舞的日子该咋过。“希望能在社区里弄一间舞蹈房，对着镜子跳舞，也不会影响到居民。”这是沈末娥能想到的最幸福的事。

共赢——

打造活动新空间

　　没有一个社会会阻止老百姓的歌舞升平，更何况在这个全民健身的年代。

　　当个人欲望与公共利益发生碰撞时，寻找解决之道的讨论从不会缺少。有人提出彻底取缔广场舞，有人建议立法，还有人认为要靠公约来约束。

　　这种尝试不算少。在济南某社区，跳舞的大妈们带着一个个无线耳麦，既不扰民又能沉浸在音乐中；北京的景山公园与舞蹈队签订协议，约定将音响和扩音设备的音量调到一定分贝以下；长沙有个“广场舞自律协会”，大妈们约定遵守固定时间和地点，消除对小区居民的干扰；长春聘请社区体育健身指导员，监控广场舞噪音；广州公园里实行每日22时至翌日6时禁止使用乐器、扬声设备等……

　　或许，由广场舞引发的争议还会继续，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参与者的热情和反对者的冷眼。

　　在杭州拱宸桥边的运河广场，记者看到，音乐响起，挥手、甩腿、滑步……舞者们一板一眼地做着每个动作，穿着时尚的年轻人说几句不以为然的抱怨，匆匆而过。

　　对局外人来说，广场舞只是个无聊的扰民活动。然而，对参与者来说，它则是“娱乐生活的全部”。

　　中老年人向来顾虑多、行动少、负担重。他们不敢花钱、没有时间，大部分跳广场舞的大婶大妈生活重心，依然在照顾孙辈上，只有每天早上或晚上短暂的自由时间，才能出来偷个闲。

　　“跳舞，其实更像是许多寂寞的老年人在一起抱团取暖。”山东省社科院人口学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田杨认为，现在空巢老人现象越来越严重，广场舞成了他们相互交流和慰藉的一种方式。

　　曾有调查统计发现，我国中老年人的活动场所不仅十分有限，而且分布不均，设施短缺，利用率也不高。而对于需要文化、技术、经济条件的活动，如打太极拳、打球、书画、学电脑等，城乡老年人的参与率均不足10%。在这种情况下，简单易学的广场舞，自然备受中老年人的喜爱。

　　面对质疑广场舞的声音，或许我们更应该考虑城市规划设计为什么没有留给人们一个充足、合理的公共空间，来满足精神文化需求？为什么城市的基础设施服务，不足以支撑一个全民喜爱的活动？

　　正如有评论所言：广场舞本身并没有错，只是跳的地点不对罢了。如果能给他们一个合理的空间，既不扰民，又多了一个丰富业余生活的途径，岂不两全其美。

　　■ 专家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治理与和谐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宏山：广场舞之争，反映目前中国的城市规划中，缺乏对公共空间的规划，没有地方活动的市民只能“走到户外广场”。在城市社区规划建设中，可将居民住宅区作为社会单位加以全面规划，形成由邻里组团中心、邻里中心、新镇中心和区域中心等构成的多层次的社区公共活动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