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宝

　　奉化塌楼，一死六伤，教训惨烈。事发后，当地政府积极组织营救，及时发布信息，妥善安置住户。但此事暴露出的建筑安全隐患，仍在引发追问。

　　一则，人们难以理解，一幢“寿命”不满20年、位于繁华闹市的居民楼，何以瞬间崩塌，那得是积累了多大的安全问题？究竟这些危房是不是在建设之初就埋下“苦果”？要解开这些问号，就需要当地政府认真调查事故原因，严肃追究事故责任。倘若因时过境迁，相关责任主体已分拆或吊销执照，就放弃对相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追溯，不仅于法无据，也无法警示后来人，更无法向民众和死伤者交代。

　　二则，人们难以理解，说倒就倒的房子，不可能没预兆，但为何预警不足以使我们避开灾难？人们记忆犹新，5年前，就在此次坍塌房邻近小区，早有坍塌先例。而1年多前宁波江东区的倒塌事故，更引发全省范围的危房排查。就此次坍塌房自身而言，去年11月已显危象，至1月下旬就下达了“C级危房”处置通知书。但一个个如此之近的预警，都未能化解危机。固然，此中既有解决问题的体制机制因素，但也彰显了人心对生命的麻木。

　　三则，人们还相当困惑，那些“80后”“90后”危房究竟怎么了？宁波近三起坍塌事故中的楼房，都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成并交付使用。而在国内其他省市，近期也有发生类似事故。“二三十岁”的房子，距离50年~100年的法定使用年限尚早，为何未老先衰？

　　客观来说，“80后”“90后”危房，确有特殊时代背景。这些房子，诞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城市化带来的大拆大建热潮中，当时一方面急切追逐效率，另一方面资金、技术乃至建筑行业的质量标准都有欠缺。这不可能不为某些建筑留下安全隐患。而更早或更晚时期的房子，要么已被拆掉，要么“年纪”尚轻不足以暴露问题。更兼“80后”“90后”楼房，处于改革的接续环节中，建成时多是单位公房，几年后以低价变身房改房，后又可能在房市的高歌猛进中多次高价转手。这种复杂背景，带来责任主体认定的现实困难。

　　由于上述背景，这些房子出现险情时，其处置便相当尴尬。一方面，其较难获得“D级危房”的认定，因为一旦如此就意味着住户必须搬离，而成本很可能由政府承担。另一方面，即便被认定为较低等级的“C级危房”，其加固修缮费用同样是问题。让政府拿全体纳税人的钱垫上，一则不合理，二则财政有压力。但让居民掏腰包，显然也不合理，因为它很可能原本就有质量问题。实际上，在很多城市，很多此类危房甚至从上世纪90年代就进入了被“踢皮球”的命运。

　　由此可见，在我们谴责人心麻木的同时，倘若上述共性问题不解决，“80后”“90后”危房的险情只会继续发酵。每次事故后的排查，无非是让问题再次凸显，怎么解决，却仍然一团乱麻。以生命为重，政府应尽快协调各方建立一个责任共担机制，原产权单位、住户、政府、社区、街道和住建等部门，都应在这个机制中承担一部分责任。当然，房屋质量涉嫌明显的违法犯罪活动则须同时追究法律责任。

　　另一方面，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下的新生建筑同样面临着安全的质疑。建筑行业招投标的暗箱操作、工程建设的层层转包分包以致偷工减料、监理验收环节的形同虚设等乱象，几成行业公开秘密。这也是近年来一些楼脆脆、桥塌塌方生方死、不断涌现的原因。假如说那些“80后”“90后”危房的教训我们不得不面对，那么今天我们更应吸取教训，切莫让子孙后代再为今天的建筑质量“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