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谈治学
特约撰稿 卢敦基
要让学生学得好,又不能给过大的压力,怎么打分?成功的经验早有:1946年的无锡辅仁中学,数学、化学、生物用英文课本,历史、国文用中文,功课极紧,但是同学们进步很快。老师打分不是全班比,而是每个人跟自己比。老师觉得你进步了、尽力了,就加分;退步了,就减分。这样,没有了同学之间的紧张关系。许倬云学得很快乐。不过,他的这个班是10个人。
许倬云是残疾之身,这身残疾也来得不寻常:是妈妈怀他和弟弟三个月时得了病,营养不够了,弟弟强壮,抢得了营养,许倬云在娘肚子里肌肉就没发育好,一生要靠轮椅和拐杖结伴。但他受教育却异常顺利,1949年去台湾后读的台大,又到芝加哥大学读了博士,在马路上开个高尔夫球车。警察要看他驾照,他说没有,警察给他考试,发了驾照,从此这车满城乱跑。
许倬云的书,大陆上几乎全印了,我也多数看过。但你要问我哪一点印象最深,抱歉,我以前还真说不出来。现在想来,他的书没有一个简化了的中心大概念。不过,这次在他的口述史《家事、国事、天下事》(南京大学出版社)中找到一句,觉得极好:“天下没有固定的‘社会科学方法’,也没有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学教科书。至于历史理论,则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绝对不能死套,要用你自己的悟性去悟,能够悟到多少是多少。”这话虽不奇,但要领悟须不少功力。我酷爱《史记》,如果有人问我司马迁与许倬云怎比,这个好回答:司马迁是叙述史学,在叙述上我以为至高无比;许倬云是解释史学,解释史学如何解释,也是高下存乎一心,“每一种书都有它的好处和坏处,每一个学者都有他的长处和短处”(许倬云语),这里再没有绝对的优劣标准。
当代学术,务在专、精处成名。许倬云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当之无愧。他而且是善于从一滴水中见太阳的大家。像《汉代农业》,题目一看,绝大多数人没兴趣,其实他虽研究汉代农业,却也写透了中央政策调控下的中国社会,写透了我少年时其实今天仍存在的“农村的商业化”。《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写的是春秋战国的社会变动,底气来自于他读《左传》时编的两千多个人物的谱系,这两千多人涉及到一百多个家族的谱系。我们平常拿起《左传》,基本上看不懂,最主要的便是姓名搞不清,相互的关系更搞不清。等到此事搞清,春秋战国的激烈变动便能了如指掌、了然于心。同是“读书”,期间相距何止以道里计!
许倬云不仅学有盛名,社会活动也不落人后。在台湾,他与蒋经国、陈诚、严家淦等都有多次晤谈,以他的学识,自然也有许多心得和评价。他的学术思想对于过去、现今乃至未来的中国,确有极强的穿透力和预计。他的理想并不是做一个纯粹的学问家,更非政治家或商人,却是想做孔子所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