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之路”不只是回归村规家训，而是重建传统和现代的关系。

“回家”之路

怎么走

　　特约评论员

　　《礼记·大学》曰：“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先修其身。”千百年来，“国之本在家”的观念深为宗法社会所受纳，礼仪教化自家庭出。因此，“村有村规，家有家训”，成了维系社会秩序的一大基石。

　　然而，近一个世纪以来，传统的家庭关系，从结构、制度、价值观上都受到全面侵蚀；家庭规模变小、社会流动导致家庭稳定性下降，都让家庭作为“教化起点”的地位，受到极大冲击。

　　近年来，回归传统家庭和保存在家庭中文化传统，成为许多地方的时尚，不独浙江，更不独上虞，但主要都在农村，尤其在经济发达如长三角地区甚至上海，都要在乡村才能找到回归家庭，简称“回家”的路径，因为乡土才是保存传统最合适的土壤。

　　今人寻找回家之路，往往具有典型的工具理性特征，只是希望从村规家训中找到治理当下“城市问题”的种种病象之处方，还没有认识到，真正的“回家”或许可以在根子上解决城市病本身：今天国人之所以沾染上各种陋习乃至恶习，首要原因不是因为缺乏规范，行为没有了约束，而是缺乏价值，人生没了目标。

　　村规家训之所以能让乡村保持淳朴，并不是因为其中有许多当下法律都不具有的戒律，更不是因为这些戒律具有比法律还有效的强制力，而是因为乡人首先相信“家”和作为家的扩大的“村”，所以才会相信作为家的要求的村规家训：

　　其他民族以有造人之功但与人不具血亲关系的“神”，作为价值追求和规范约束的来源，而中国人视家庭和祖先为人生意义和行为目的所在。

　　把家作为信仰，把遵从村规家训作为基本使命，无条件地将其适用于个人的全部生活，包括公共生活，这是中国传统“家国同构”的社会文化特征，也是今天倡导“回家”的目的所在。问题是，把家风与社会行为方式相等同，或者希望以前者影响后者，在当下恰恰会遭遇不易克服的困难，毕竟1840年以后，中国人“离家出走”太久，走得太远了。

　　惊醒于国人“一盘散沙”的状态，近代贤人致力于“破私立公”，倡导“舍小家保大家”，千方百计用大至国家，小至单位，取代了家庭，曾经提倡“爱厂如家”，如今要求“社区是个家”，家庭概念被无限泛化，其神圣感被严重透支，在为了享受个人自由，连生育甚至结婚都不要，完全否定“香火”存在价值的城里人那里，家庭不只是成不了信仰对象，而是连延续下去都已成为问题，“回家之路”怎么走？

　　在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中，中国人的社会架构就像河里的涟漪，由个人开始，经过家人、族人、朋友等，由亲及疏，层层外推，本质上是一个“熟人社会”。但工业化和城市化驱动数代中国人，背井离乡，卷入一个由功利性关系构成的陌生人社会，涟漪被无情地打碎，“义结金兰”不再是维持人际紧密的道义纽带，“回家之路”怎么走？

　　传统中国“以孝治天下”，刑民不分，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族规家法得到封建国家支持，具有高度的强制力，“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中国迈向现代化之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形成“两条腿走路”、各司其职的道路，村规家训即使仍有约束力，但完全不可能有强制力了，面对希望用道德力量来解决法律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回家之路”又怎么走？

　　从“割传统的尾巴”到“复兴国学”，中国走了一个U型，回归村规家训只是一个缩小版。如果小的能够走通，那么大的也有希望，反之也一样。在这层意义上，“回家之路”就不只是回归村规家训，而是重建传统和现代的关系。目标虽远，漫道雄关，仍将上下而求索。

　　（2014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