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波

　　海尔集团CEO张瑞敏曾经说，如果能见到韦尔奇，他最想请教的问题之一是“怎样把大企业做小”？乍听让人诧异，细细琢磨却有大智慧。地球上的生物，最大最强莫过于恐龙，却因为环境剧变后难以适应而灭绝。企业规模不断扩张，如果缺乏内在创新和变革，也会染上“大企业病”，变得像恐龙一样体态臃肿、行动鲁钝，丧失对环境变化的感知和应变，最终被市场淘汰。因而只有学会做“小”，恢复小企业的内在活力和对市场的敏捷反应，才能永立不败之地。

　　企业有“大企业病”，城市也有“大城市病”。由于历史上我国城市功能贪多求全，城市规划相对滞后，且城市基础建设相对短视，随着城区摊大饼式的扩张，患“大城市病”的城市越来越多。主要症状，是令人愈来愈难以忍受的交通拥堵，水、电、地等资源的全面紧张，以及城市空气和水环境的持续恶化。同时，随着城市扩张吸纳了大量外来人口，却又没有足够的公共服务和资源条件让其定居，产生了具有时代特性的“候鸟族”，以及迁徙人数众多的春运现象等，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和治安问题，影响更为深远。

　　反观美欧发达国家和地区，虽然城市化率早已稳定在70%以上，但城市发展的理念，却从“高端大气上档次”转向了“集约精致有内涵”。上世纪六十年代，一本城市规划的通俗读物《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曾引起西方对城市规划及重建的深入讨论。书中宣扬城市是一个有机体，人们应在工作地就近居住，街道必须短小，保留城市的生活气息和社区稳定性，给孩子安全和自由玩耍的空间等，这些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并影响了西方城市发展的取向。

　　如今欧美最宜居的城市，绝大多数都是小城市。在经济总量全球第一的美国，初来乍到之人却会感觉是个大农村，当地居民青睐于小城镇定居，既身处田园诗画般的风景，又能享受良好教育、便利交通和充足的就业机会。德国的小城镇，更是以其美丽古建筑、幽静石板路、大片绿地和完备的公共设施，让人流连忘返。“让城市变小”的理念，不仅使得小城市更美丽和宜居，也给大城市的形态带来了深刻变化。如在国际大都会巴黎，游客并不会觉得城区庞大，因为围绕着塞纳河周边是一条条富有魅力和特色的小街，让人心生亲近，又便于漫行。超级大都市东京，有着密如蛛网的交通网络，以及街头多如牛毛的无分号超小店铺，既创造了就业，又提供了个性化的商业环境。诸此种种，都使得大城市人口容量虽大，经济总量虽大，但让身处其中的居民，依然能保留“小”的方便和舒适。

　　我国人口密度更高，人均资源禀赋匮乏，而城镇化又正处于快速推进期，因此把城市做“小”显得更为紧迫，也更具难度。欲将城市做“小”，首要是对城市功能定位和主导产业的再梳理。大城市不要再二、三产业并重，多个“中心”建设齐驱，而是进一步发挥自身集聚高端要素的优势，加快退二进三，壮大总部经济、文化产业及其他现代服务业。通过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来提高人口集聚度和经济集约性，不断降低城市的资源消耗和环境负载。中等城市不要来者不拒，贪多求大，而是要进一步推动制造业内部的转型升级，加大科技投入，加快“机器换人”，通过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来提高产业工人素质和劳动生产率，实现工业经济的由大变强。小城市也不要千城一面，低小散乱，而是突出自身特色和优势，打造一城一特，一镇一品，通过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实现对广大农村地区的辐射及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有效承载。

　　欲将城市做“小”，还要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方面上下有度，左右有据。就基本公共服务方面，重在均等化，无论城市大小及人口规模，都应保质保量地实现供给，以达到普惠。如此，才能让居住于大城市、中等城市或小城镇的居民都能安生立命、各得其所，不至于因追求公共服务保障，而一窝蜂向大城市涌去。而对一些规模经济效应明显，需要一定人口基数支撑的准公共品，就要科学布局，合理建设，并通过快捷交通网络实现效用的最大化。切忌多点开花，争相上马，造成之前像城市广场、体育馆、商业综合体等建设泛滥，在一些中小城市沦为形象工程，导致资源的极大浪费。

　　欲将城市做“小”，还要在城市的具体设计和建设上更注重细节，更注重人性化。少些劳民伤财的大手笔，多些惠民利民的小配置。在城市分区分块上避免功能单一，多些商业混搭和共生，让每条街道和每个小区都自成富有生命力的“生态圈”，实现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相融，保持城市“毛细血管”的舒畅和充盈。

　　从小做大虽不易，但从大转小却更难。但只有把城市做“小”，变得更为集约、紧凑、高效，才能让城市文明覆盖到更多的人群，也才能使城中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作者单位：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