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似乎从诞生之初，婴儿安全岛就背负争议，踽踽独行。婴儿安全岛，是幼小生命的避风港，还是诱发遗弃的放纵地？这张社会福利的试纸，检验出的又是谁的脆弱和忧心？这些疑问，都有待全社会来考究。

　　今年1月28日，伴随着马年新春的脚步，广东首个“婴儿安全岛”在广州市儿童福利院正式投入使用，但仅仅48天后，广州市宣布暂停试点“婴儿安全岛”，原因是短时间内接收弃婴数量，已经超出了福利院承受的极限。一时间，有关“婴儿安全岛”路在何方的疑问，如投水之石，激起千层浪。

　　关闭了“婴儿安全岛”，却关不住其背后的缺憾与隐忧。那么，我省“婴儿安全岛”的建设情况如何，怎样才能避免“夭折”？近日，记者展开调查。

现状：纠结中探索前行

　　这段时间，在温州市鹿城区飞鹏巷内，已经听不见温州市儿童福利院的装修声。走进儿童福利院东侧大门的一幢两层楼房，才知道一切真的发生过：一楼近10平方米的房间已腾空，墙面贴上了精美的装饰木条。只要再配备婴儿床、保温箱、空调、延时报警器等物件，就是一个温馨的“婴儿安全岛”了。然而，工程却暂时停止了。

　　作为民政部的试点城市之一，温州市于今年1月开始筹备建设“婴儿安全岛”，原计划3月正式投入使用。对于停工的原因，温州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给出的解释是，首个“婴儿安全岛”到底设在市儿童福利院，还是医院存在异议。而这位负责人更倾向于将“婴儿安全岛”设立在医院，一旦发现弃婴，医护人员可在报警的同时，马上对其进行救护。

　　其实，纠结的并不仅仅是选址问题，还有该如何确保“安全岛”的安全运行。

　　这几天，温州市儿童福利院副院长张海燕一直在关注广州“婴儿安全岛”因不堪重负而闭门的新闻报道。“广州市儿童福利院有1000多张床位，而温州市儿童福利院只有100多张床位，却有300多个孩子，其中一半生活在福利院外，通过院外租房、社会家庭寄养等方式解决。”张海燕有些担心地说，如果“婴儿安全岛”投入使用后，收养的弃婴数量骤增，无论是经费、人手、硬件设施都会无法承受。

　　受广州“婴儿安全岛”叫停事件影响的不止温州，我省另外两个试点城市——杭州和衢州目前也都在调整方案，何时投入使用，尚无明确时间表。“浙江是外来人口大省，这3个城市无论哪一个先建成‘婴儿安全岛’，都很有可能面临弃婴过多的问题，因此谁也不想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长期关注婴儿安全问题的一位民间人士说。

　　据省民政厅儿童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婴儿安全岛”迟迟未推出，主要是各地正在建立联动机制，这涉及民政、公安、财政、卫生计生等多个部门。“这也是确保‘婴儿安全岛’能否长效运行的关键。”这位负责人还明确表示，设安全岛是要挽救弃婴的生命，为他们提供各种救助，因此我省不会停下探索的脚步。

争议：莫成弃婴放纵岛

　　在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大门一侧，一座红色外墙、黄白屋顶的小屋格外显眼：小屋玻璃门上贴着黄色向日葵、蓝色小星星，挂着五颜六色的气球，这里便是设立于2011年6月的全国首个“婴儿安全岛”。

　　“婴儿安全岛”是收容和保护被遗弃婴儿的特殊场所。截至2月18日，中国已有28个省、市、区试水建立“弃婴安全岛”。

　　“婴儿安全岛”设立之初，就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不少人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会放纵遗弃婴儿的行为。近日，运行48天后，广州宣布暂停试点“婴儿安全岛”，更是引发一拨接一拨的争议。

　　自1月28日以来，截至3月16日暂停，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已接收弃婴262名（其中有23名重症患儿离世），全部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接收弃婴数量远远超过其他试点城市同期的接收数量。”广州市社会福利院院长徐久说，除了人手短缺，最令人堪忧的是疾病防护。

　　按设计标准，每个婴儿居室占地约二三十平方米，每名婴儿需要至少5平方米的空间，才能做到通风透气、防止病毒传播。床位本来应该是靠墙摆放一圈，但现在中间位置也放了两排婴儿床。有疾控专家实地查看后，对婴儿居住的高密度深表担忧。另外，如果新入院的婴儿与院内其他儿童共同生活在一个区域，很容易导致院内传染病毒交叉感染。

　　和广州情况类似的是，我省目前接受的弃婴绝大多数患有先天性残疾或其他疾病。杭州市儿童福利院去年共接收弃婴70余名，都是先天残疾或患有疾病的孩子，而且病情都比较重。去年，温州市儿童福利院共接收弃婴100余名，情况如出一辙。

　　“有的孩子患病严重，难以治愈，如果没有被及时救治，很有可能危及生命。”杭州市儿童福利院院长李燕华说。

呼吁： 撑起儿童保护伞

　　放眼国际，即便在主张设“婴儿安全岛”的很多国家，法律与道德方面的争论也从未间断。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婴儿出生后应该立即登记身份，有权获得名字和国籍，有权知道谁是亲生父母，并获得他们的照料。很多国家的相关机构认为，“婴儿安全岛”允许父母偷弃孩子，等于侵犯孩子的身世知情权。如2012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就曾明确表示，“婴儿安全岛”侵犯孩子的身世知情权和被抚养权。反对者还认为，“婴儿安全岛”在无形中“制造”更多抛弃孩子的“需求”，等于变相纵容父母随意抛弃孩子。

　　2012年，日本发布了一份关于“婴儿安全岛”的调查报告。报告发现，“婴儿安全岛”被某些自私自利的父母滥用。例如，有父母白天找不到托管孩子的地方，或者想出国留学，就把孩子放进“安全岛”，甚至还有个别极端案例：一对父母为侵吞孩子继承的家产，偷偷把孩子丢弃在“安全岛”。

　　生命本无价，怎奈父母轻抛弃。眼下，这种违背伦理的事件不时发生：因迫于无奈或不愿承担责任，一些父母特别是年轻父母将自己的孩子一弃了之。对此，不少网友认为，这种行为是社会道德的沦丧，应受到严厉谴责。接二连三地发生弃婴事件，说明社会在道德教育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家庭和社会都要作深刻的反思。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弃婴事件，除通过法律的途径解决外，关键是整个社会必须重视道德伦理教育，从源头上遏制此类事件的发生。

　　此外，社会专家表示，“婴儿安全岛”看似制造了争议，但实际上，暴露出的正是社会伦理道德、制度保障方面的问题。“在制度方面，弃婴多为病残儿童，这凸显我国儿童大病救助及孕检等工作缺失。”有关专家说。

　　省民政厅儿童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处处长陈小德认为，从根本上解决弃婴问题，要从抓好新生儿筛查工作做起，比如一些新婚夫妇不做婚检，导致新生儿缺陷率上升。此外，政府还应尽早建立针对残疾儿童家庭的扶持制度，让更多的困难群体生活有保障。陈小德坦言，把孩子扔给社会，无论对当事人还是对社会，都会带来沉重的负担，“不如把关口前移，完善儿童保障制度。”

　　■ 专家观点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母亲·儿童希望基金”创始人张雯：许多民间救助机构愿意加入对儿童的收养、救助工作，但由于渠道受限，民间的弃婴养育机构很难取得合法身份。救助弃婴，需要拓展渠道，充分发挥社会力量，让更多的民间救助机构以及个人参与进来。目前，许多国家都放宽了弃婴救助的“慈善限制”，民间力量得以参与其中，而且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