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之所向，即是路的方向

　　——专访生态艺术导师·山水画家何加林

　　文 朱凤娟

　　从艺：

　　面对自然，你只需要虔诚

　　他说，他小时候写过一个小说，讲述一个父母双亡的小男孩，热爱画画，立志要在街道礼堂办一个画展的故事。这个故事，今天看来轻描淡写，甚至找不到原本。但那个时候，他在厂里做水泥电线杆，在码头做搬运工，在运河边的小猪集散市场给小猪打疫苗针……诸多的生活磨砺没有泯灭他内心关于艺术世界的向往和追求。简单的一则故事，正好影射了他后来的艺术人生，那个在当时满足于一个街道礼堂举办画展就认为是自学成才的追梦少年，如今已是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参加了各种艺术大展的中年画家了。

　　他，是何加林。他曾是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杭州画院副院长。现为中国国家画院创研部副主任、中国美协理事、中央美院特聘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曾获得第三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的他，开创了年青一代浙派山水画的新境界，创造了中国山水画融写生与创作的“浙江现象”。

　　这一生，艺术与他如影随形。

　　有人说，何加林选择的是一条借古开今的路子, 重传统笔墨, 然又结合西方现代绘画的理念, 并努力使两者达到平衡。他画的峰峦、幽谷、树木，或画的云气、流泉、村落、亭居等等，非今非古，新颖别致，无不都是信手拈来，随心而化，自成一家，从中传递出他对传统的一片迷恋和对现代的孜孜追求。

　　在中国画创作中，只有不带任何“功利色彩”，“远离现实”，“表现自我”，“注重情感的渲泄”，“追求内心的真实性”，才有可能是真诚的，才有可能是自由的。诚然，中国画家在观察生活时的真诚态度，对他的艺术创作是十分重要的。

　　何加林的笔是率性的，甚至是随心所向。在何加林看来，早期学习中国画，犹如背着沉重的枷锁跳海，须在极限时间里挣脱，浮出水面，方能脱胎换骨、有所成就。

　　中国画画什么？“其实90%的人在画题材，8%的人在考虑怎么画，而只有2%的人在解决‘我为什么要画’的命题。”何加林口中的2%正是他艺术人生探寻的价值所在。

　　对生活中所有东西都有一种心灵上的关照，对艺术所要抵达的彼岸有一种幽远深邃的探寻，两者的交汇便是今天的何加林。他画画，尝试画出朴素，画出淡、虚、静的中国文化境界和格局，他读书，追求返璞归真的心灵滋养，寻找赤子之心的最初动容。

　　他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我们的审美何以变得如此苍白和脆弱？因为，我们作画总是为别人的意志所驱动，我们在乎一招一式的传统出处，我们在乎艺术风格的时尚流行……我们的理智泯灭了我们的天赋，而忘了自己是规则中一匹自由驰骋的骏马，我们丧失了太多表达情感的机会，并以牺牲天性为代价，为自己精心构筑了一个众人赞美的樊笼，在里面嘲笑外面的世界。”

　　有人评论，在山水画的“新生代”中，何加林禀赋卓异。而他说，我若要追求一种境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和大自然去交流，说到底是一种善返过程中的认领，在朝向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的回归过程中，认领我们业已衰竭的古老直觉，这样，才迸发出一种与原初的自然神秘力量共生的精神禀赋。

　　“现在，我以为，学习中国画未必那么沉重，犹如早晚洗脸、刷牙，洗涤污垢，去除尘俗而已。”这正如禅家口中的那一句：孤峰一转，满目青山。或许，到最后，你终究还是在解决为什么画画的问题。

做人：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有人形容何加林的画：清灵秀逸，古朴却现代，他的人：韵高气爽，执著却浪漫。

　　人格和风格永远都是相关的，当我们说一个人在风格上表现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有那么一副与世无争与人恭敬的气度，这种风格的力量一定来自于人格。

　　何加林推崇“致良知、知行合一”的理想人格。他说，翻阅《论语》，通篇他读到的是“君子”二字。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君子不会去过多地苛责外在世界，而把更多有限的时间、精力、修养用来苛责内心，这就是孔子所谓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一个人内心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一点，对别人就会宽和一些。

　　他喜欢读书，他说读书让人有羞耻心、敬畏心和同情心。并通过读书，转化人的气质。

　　从“见闻之知”到“德性之知”，恰似一条何加林的自我修行之路。

　　他坚持认为文化人要有自己的立场，但要保持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的无功利心，相继被评为杭州市青年英才、“新长征突击手”、中国美术学院学术骨干、第三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他依旧“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他热爱绘画艺术，一心想要维护这片艺术生态的纯净和善美。当杭州画院面临困境，他毫不犹豫地鼎力支持，无计较地投入和付出，无所谓名分和职务，只是因为这一个艺术花圃需要文化人的一同守护和培育。

　　曾作为杭州市政协委员的他，积极建议为西湖带上一串美丽的文化项链，多一些供诗人聚会和朗诵的小沙龙，供音乐爱好者聆听和学习的小音乐厅，可以让作家文人聚会并演讲的小礼堂……他认为，不要总是在我们需要文化理想的时候，只谈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其背后潜在的社会功能；不要总是在我们需要文化建设的时候，让那些本可以付诸文化项目的空间，被更大的经济利益所置换。

　　提倡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秉持艺术理想、艺术良知——这是对德艺双馨艺术家的褒奖，同时更是要求。2011年，何加林和董卿、倪萍、李幼斌、吕继宏等其他53名文艺界优秀人士一同被授予“第三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

　　聊天间隙，他给我们看手机里北京的住所，蓝天白云，小院里果树新鲜，朋友成群好不欢乐。这是我们很少见到的北京，与灰蒙拥挤的大都市印象不同，何加林的北京反倒是另一种“天堂”。或许是人心自在，天地皆宽。

　　从杭州到北京，转步之间议论纷纷。他只是淡淡地写下一首诗：久住西湖五十秋，半生忐忑荡扁舟，今朝转步京城去，从此逍遥天下游。“说起去北京，月真师傅曾对我说：你要是为了官为了名就不要去北京。思考了半年后我说：我只是为了自在。”面对长发飘飘的潇洒外表，何加林常和人自嘲说，是过于华丽的外表，掩盖了他内心智慧的精彩。他自信自己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他认为文化人要有一定的觉悟和担当，而这些一定来源于本心的安静和睿智。浮华烟云是纯正艺术最大的敌人。

　　自在背后，是一颗更具诚意、更加自由的艺术心。

为师： 挖掘价值，是教育很有意思的命题

　　人生而独特。这是何加林为人师的基本立足点。

　　他总是在说人不能有太多私心，而教育是社会的公器，更不能有私心。玉不琢不成器，但如果照样画葫芦，倒还不如天然去雕饰。他提倡自由的教学，“我希望学生可以有独立的思考和追求，做他们独特的自己。”

　　去年4月11日到15日，何加林带领工作室研究生、学员到龙山县里耶镇去写生，其悠久的历史人文，优美的自然环境，淳朴的乡风、民风深深吸引着他们的目光。何加林十分重视写生，探寻以新的方法“表现自然界的勃勃生机。”“我觉得你们应该到生活中去发现真实的东西，这些年我一直拼命地画写生。并不是说写生是最终的目的，而是研究生阶段所画的写生与本科生时期的写生完全不同。本科生时期主要是对生活场景构图的了解和把握，是对临习传统笔墨的印证，是画法的掌握；而研究生阶段则应着重于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是对语言的创造和对境界的探寻，是方法的历练。”

　　他回忆自己的老师，受影响最深的莫过于恩师童中焘先生。印象之中，童老师并没有教太多的笔墨技巧，只知道童老师深爱看书，开出的一张张书单有中西方思想史，有传统国学典籍，有各种画论。有一次，何加林和童老在教室里争辩观点，甚至还被同学举报不尊重老师。“有辩论才有火花。”正是这种自由开放的氛围，解放了何加林热爱思辨的天性。而他在为人师时也承袭了这种开放式的教学方式。“最好的教育，是帮助学生找到自己的价值。”

　　何加林推崇泛读而别解。

　　很多人纠结于艺术的独特性，而在他看来，情感是原发的，每个人与事物之间的对照都是独一无二的，尊重本质的感动便不会重复别人的模样。如果说要对学生有什么影响，他希望是一种思考的力量和独立的人格，而不是绘画的影子。

　　当问及自己是否是一个好老师，何加林坦率地说，这点我承认。为人师为人父，何加林的确都有“一手”。儿子还在念高中的时候，就为汶川地震募捐到兄弟学校发表演讲，同时多次被评为浙江省优秀三好学生，这种正能量的社会责任感正是从小培养的自觉性。而何加林所带的研究生，艺术风格迥异，他并不希望每一个都像是模子里刻出来的。何加林说：“学校是培养艺术家的地方，应该允许‘百花齐放’，而不是一味地要求学生像老师，或者只是模仿老师。”因此，他很早就给学生灌输这一理念，让学生学会如何理解和掌握艺术个性与价值。

　　曾有媒体采访何加林，说在短短十分钟里，他从自己为陈平谱曲的小令《客石梁》，唱到京剧《空城计》，最后又惊艳地亮了一段意大利语的《我的太阳》和吹奏一首葫芦丝《月光下的凤尾竹》。的确，何加林爱好广泛，他还喜欢古琴，喜欢打斯诺克，喜欢吹箫和下围棋。“如若没有多元化的吸收，心就会在一个固定的圈圈里打转。”他也经常和学生分享关于审美的观点，他说审美不像吃饭只停留在生理层面，喜欢吃咸的就不爱吃甜的，审美是精神层面的需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才能广开思路。

　　很多年前，何加林深深感悟于马一浮先生的一句话，读书，不过是为了转化你的气质。他想，如今绘画或许也只是为了转化自己的气质，同时带给别人影响。寻找赤子之心，追求返璞归真，莫不是在探究画画最根本的东西。它传递着真善美，从自然到笔墨再到他人，抵达无限美好的文化指向和道德境界。

　　艺术和想象是我们夜行的明灯。临访谈结束，看到墙上一幅月真师傅送给何加林的字：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或许，这就是他现在最好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