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杭州2月17日讯

　　记者 童桦

　　“2012年，新昌县政府出于对浙东‘唐诗之路’研究事业的重视，将我组建的‘唐诗之路’研究社转变为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并挂靠在了新昌县文化广播新闻局，这本是一件大好事。”浙东“唐诗之路”的首倡者竺岳兵在今天致电本报时说道，“但一年下来我还是有不少困惑。”

　　今年73岁的竺岳兵，早在50来岁退休之时，便致力于“唐诗之路”的研究和申遗相关工作的推进，几乎以一人之力为新昌打开了一扇新的传统文化之窗。1991年，竺岳兵第一次提出“唐诗之路”的观点，这一说法立刻在学术界引起轰动。两年后，中国唐代文学学会论证后发文，正式将这条已被遗忘的古代旅游线定名为浙东“唐诗之路”。沉寂千年的“唐诗之路”顿时走入了人们的视野，国内外唐代文学研究专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直到今天，他们还接连来到新昌县考察和研究。

　　“我以前自己垫资招聘人员进行‘唐诗之路’的研究，也自费出版了许多作品并引起了反响，但我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尤其‘唐诗之路’从浙北到浙南，想要进一步研究并推陈出新，需要更多的学者和专家参与进来。”基于这一考量，新昌县政府同意将竺岳兵自己社会性质的研究社转成了事业单位性质的新昌唐诗之路研究中心，他也为此高兴了好一阵子。

　　“2012年6月，在新昌县唐诗之路研究中心的协调会议上有关部门决定将给中心配备3个编内名额，本以为研究社在挂靠县文广新局之后便可解决一直困扰研究工作的人力财力紧缺、办公用地紧张等难题，更可进一步推动‘唐诗之路’的申遗工作。但直到今天，进展还比较慢，日常研究工作仍旧在我那间老房子里，颇为不便。”

　　不得不说，当地有关部门对此问题也很重视，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取得圆满的结果。这和竺岳兵原先预想的大相径庭。但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更广一些，便会发现政策对文化建设的大力扶持却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这并非是竺岳兵一人正面临着的困扰。在当下讲求大力推进文化建设的背景下，无论是作为以个人研究为起点，而后挂靠政府相关部门的部分社会学者，还是部分致力于提升一地文化产业的各类中小型公司，他们的经历，也或多或少遭遇了和竺岳兵一样的尴尬。

　　“相比于其他产业，扶持文化确实见效甚慢且耗资巨大，但一地文化养成之后所带来的辐射效应也很可观。”省内某学者在评价该扶持政策时说，针对文化发展的政策确实较难制定，因为这牵涉到了一地的历史风貌及延续，以及和此相关的大量人群，“所以相关部门在制定政策时要体现引导和扶持两大作用，一旦决定，就须执行到位。”他同时也提出，政策扶持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唐诗之路”的研究工作不能一味地“等、靠、要”，“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也是转变目前现状的办法之一，要在多方合作中找到新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