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蹄声里话民俗
本报记者 曾福泉
一
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它的象征是马。可以想见,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将调动脑海中许许多多世代流传的与马有关的美好词汇,来表达新春的祝福。仔细回想,这种矫捷雄壮的漂亮动物,真正淡出人类的日常功用还不过百余年;而在此前的数千年里,马在陪伴人类文明社会不断成长的同时,也以其俊逸的神姿源源不竭地激发我们的审美情趣。
中国原极少产马,是“塞外胡骑”将其带进农耕社会。宝马神驹的伟力让人过目难忘,中国先民争先恐后地学习驾驭马匹。马的形象开始出现在帝王庞大的陪葬品里,出现在绮丽的国画上,人们用玉器、陶瓷、竹子、纸和布来塑造神态各异的马。在西湖边,才华横溢的诗人纵马踏春,一边捕捉着浅草没过马蹄的动人意象。
趁着这马年将至的时光,我们不妨四处看看,身边那些寄意寓形于“马”的古老民俗;并稍作遐想,品味马在传统文化中留下的曼妙身姿。我们将会发现:马的身影,已经深深烙入中国的历史、生活与艺术之中。
二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最原始的竹马只是一根捎带有马形装饰的竹竿,仿佛照着甲骨文“马”字而描画制作,是传统社会中小儿郎的常见玩具——正如西洋小姑娘手里的布娃娃——代表了人们寄托在他身上的希望:骑大马,做大官,成为万民敬仰的俊杰,播太平于人间。
在余杭的仁和镇,历史悠久的竹马变得更加精细华美——这就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仁和高头竹马”。年过七旬的传承人姚荣铨清楚地记得老一辈人是怎样制作竹马的:“用竹篾扎成骨架,外面用纸或布蒙好,分前后两截,系在舞者腰上,就像骑马的样子。”竹马马颈上的鬃毛,用色彩鲜艳的红绿丝线制成,马身外面则包上彩色的金丝绒,显得十分美观气派。
仁和高头竹马那特别高昂、使这个非遗项目由之得名的马头,记录了这项喜气洋洋的文化仪式在当地的流变。姚荣铨回忆,每年三月三的庙会上,来争睹竹马舞蹈的人总是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为了让被挤在远处的观众也能一饱眼福,竹马演员决定稍稍变通一下,他们用一根一米长的竹篾系上彩丝做成马身,这样不仅大大加高了马头,还带来另一个好处:竹篾富有弹性,配合热烈奔放的锣鼓声,给表演带来了潇洒自如的动感。
让我们到仁和庙会上一起看一次竹马表演吧。上场的是12匹竹马。4个马夫脚蹬云靴,缂缚灯笼袖,手执马鞭,每人“牵”了3匹竹马,先去场地的四角站定。骑马人头戴绢花,脚穿绣花鞋。场地中间,几名旗手高举绣着“马”、“到”、“成”、“功”大字的旗帜,以及有“仁和永泰,高头竹马”字样的吉祥灯和大旗,尽情挥舞。等到唢呐吹起模拟骏马嘶鸣的乐调,马夫就引着各自的竹马以一个虎跳入场亮相。
骑上马——即使是竹马——一个人就变成了威严的骑手,又处在队伍中,当然不能信马由缰。竹马的舞蹈讲究阵型,又称“跑阵”。演员们先是走个四方阵,接着走对角阵,然后再走个元宝阵……乐声喧嚣,舞步纷沓,马头攒动,或急或徐,仿佛可见征尘四起,金戈大响。突然间锣鼓声戛然而止,众马与马夫一齐下蹲,正是“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观众掌声如雷,随后众马又走了个锁条阵,这才退场。
整场表演正是一种模仿和映射。驰骋疆场,军容齐整,一马当先,克敌制胜——辉煌远大的家国情怀浓缩成节日里人人安享的歌舞升平,马是其中共通的元素:它既是浴血的铁蹄,又是吉祥的宝物。
近年,姚荣铨和那些还熟谙仁和高头竹马技艺的老人们更多地往小学里去,他们心里装着个“后继有人”的梦想,迫切地想要实现。可喜的是,少儿版的高头竹马已经颇具声势。男生穿灿黄长衫,女生则穿翠绿长衫,整个队伍犹如初升的太阳般充满朝气;晃头晃脑的小红马憨态可掬,寓意红红火火。配着欢快、悦耳的音乐,孩子们时而转身,时而踢腿,时而又在风雨中驾着小马前行……
三
竹马的形态变化万千,奔腾在浙江各地。翻看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大小小的马灯戏、洗马舞让人眼花缭乱。
在金华浦江人们举行一种名为“擂马”的仪式,这些竹马制作得更加活灵活现,四肢俱全,扎在安了轮子的木架上,可以推着走。锣鼓声中,竹马便以“走马灯”的形式欢畅游行。下店村的马灯很著名,正月初十起灯,元宵后散灯。一兴三年,隔三年再兴。村里家家户户竹扎纸糊,搭好竹马的架子,又需在春节前染好12样色纸,剪成细毛、内衬一层同色纸糊上马身,再画上缰绳、马鞍,制作得十分精细。
平阳的南湖马灯戏讲究阵容庞大。跑马时,两个大人身穿戏曲服装、手执高照走在前面,20余个十多岁的小孩子身跨竹马,装扮成古代将领模样,跟在后面跑。大人引路,控制阵式;小孩子分成两队,亦步亦趋,由慢到快,以至奔跑。最后屯马,以洗马结束,整个过程气势壮观。跑马时还伴着齐唱跑马歌,曲调优雅,后台还有伴奏。这样的热闹场景,在村口树下、古老的街巷中、宗祠庙宇前的空地,都可以上演。
四
相比起竹马身上浓烈的狂欢色彩,“纸马”显得端庄肃穆——这种物件在当代人的生活中几乎已不见踪影,但其来源则可上溯至中华民族的显著特色:先祖崇拜。
奉祀先祖,向神明献祭,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顶要紧的大事。特别是在辞旧迎新的关口,人们要陈设出具备足够诚意的祭品。这种活动绵延演化数千年,已经变成信仰、风俗和民间艺术的交织产物,其中蕴含着民族从发端之时就携带的文化基因。在这些祭品中,很早就出现了马。
最早的时候,人们将马生生宰杀后献祭或殉葬。在秦汉时逐渐改为使用马形陶俑或木马。之后又改为在版子上雕刻好马形,再印在纸上,就叫做“纸马”,又叫“甲马”。在这一流变的过程中,古人在马身上形成的神秘观念再一次流露出来:马和龙似乎有着某种相通,一匹神驹同样能上天入地,踏雾腾云,从而变成人神交流的媒介。因此早期的“纸马”上一般都描画着“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的场景。大概因为一直履行这样的神秘职能,《水浒传》里才会煞有介事地描写“神行太保”戴宗两腿上就拴着“甲马”,才能日行数百里。
在艺术史学家眼中,纸马的雕刻技艺就像活化石,里面凝固着几千年来木雕、石刻及绘画的种种艺术成就;它又代表了纯正的传统木刻黑白版画的艺术形式,而且量大、面广,是属于劳动人民的艺术。因而,纸马既是秦砖汉瓦的后身,又是民俗版画的先祖。作为民俗风物,纸马已成为民间祈禳心理的寄托;作为民艺物品,又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淳厚的民族风格。
目前,纸马雕刻技艺在浙江零星地保存着。瑞安市平阳坑镇的省级非遗传承人王钏巧,就是为数不多的一位掌握这项技术的老师傅。所谓“瓯俗多敬鬼乐神”,过去瑞安有多处庙宇祈奉“陈十四娘娘”,“娘娘词”演唱时,祀请神、佛到坛时,都要焚烧纸马,一部词文唱圆场要七天七夜,要烧去近百个图案的一万多张纸马。七月半的盂兰盆会,清明节祭祀,民俗活动中的演戏、做寿、砌屋等也焚烧纸马。
在王钏巧的案头,我们可以目睹古老技法的重现。纸马的雕版一般取材于棠梨木或其他细纹硬木,自然干燥后,锯成方形板,再于其上刻反向图案。现在纸马的图案早已不限于骑手或者马车,门神、财神、灶神等等寄托了人们美满生活梦想的祝佑者的形象,都被刻于版上。印制时,将纸马版放在桌面用钉子固定,以棕刷上墨,然后覆盖屏纸,用棕刷均匀用力拭刷。揭开屏纸,一张古朴的图案即成。
雕琢纸马所需的刀工技法,同样运用在木活字的制作上。为了让这项技艺不断发扬光大,王钏巧不断推陈出新,想尽办法扩大影响力。他在中学里开班授课,学生从印刷入门的背检字诀开始,反复练习写反手字、篆刻等,已培养出了不少好苗子。
五
实际上,发展到后来,“纸马”甚至不再依赖印刷,而是直接画在纸上——大约人们意识到,反正最终是要焚烧的,就不必太过细致吧。这使我们想起另一个话题:马确实是中国画家最乐于描绘的对象之一。中国人画马,在历史上也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汉唐时期,绘画雕刻,基本出自专门匠人之手。他们崇尚质朴的生活,笔下的骏马彪悍勇武,从容稳重。到宋代以后,文人画的新观念诞生,画家不再执着于呈现马粗犷的生命力,而是着力以柔和的曲线,淡雅水墨的敷染来描画马的优雅气质,甚至以瘦马、野马的形象来抒发胸臆。说起来,这种转变的开启者之一,就是那位善把西湖比西子的苏东坡。
演绎传统社会的戏曲舞台上也少不了马。昭君出塞,“南马不过北”,大漠边关前骏马的踌躇不行,鲜明地刻画出昭君的离愁。萧何月下追韩信,一前一后的两人也都是驱驰着骏马。
这些马是怎样以一种无形的方式存在的?答案是演员手里那一根马鞭。关公骑赤兔马,就拿一根红鞭子;秦琼骑黄骠马,拿一根黄鞭子;西楚霸王骑乌骓马,自然就使一根黑鞭子。在舞台上,扮演马童的角色还有一整套洗马的动作。演员眼前似乎站着一匹隐身的马,他为它洒水,擦拭全身,梳理鬃毛和尾巴,上马鞍,系辔头……表演得有板有眼。看得出来,哪怕离开了具体的马的形象,中国人还是有千百种方法来传递出人和马之间的密切关联。
六
马早已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或战争装备,在中国文化中,它成为一种理想的寄托,一类精神的图腾,一个独特的代名词——踏遍河山的豪情壮志,征战沙场的报国情怀,“一日看尽长安花”的人生理想。马总是象征着喧腾热烈、激情勃发,它就是地面上的龙,使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变得波澜壮阔。所以,普通人热爱马,欣赏马,他们发明出多姿多彩的形式,模拟身骑白马神采飞扬,为生命注入勇气、力量和浪漫。这一往无前的雄壮马蹄声,早就在我们的血液中流淌,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