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一张嘉兴地图，你一定惊讶于其复杂的水系。其中，一条玉带似的长河经姑苏、穿长虹，由北向南，树根般伸展出“八水绕城”的壮观景象。它，就是绵延千年的大运河。

　　2006年，大运河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5年，它将正式踏上申遗之路。运河边的人们，一代又一代，延续着繁华和梦想，时至今日，如何留住运河，留住运河上的故事和历史？

　　眼下，嘉兴有一支60人的民间采访队把目光聚焦于72位老船民。这群与运河息息相关的老者，印刻下运河的痕迹，他们一开口就是一部活生生的“运河史”——

水上人家，苦尽甘来

　　桐乡老船民姚虎林就是被采访队队员陈永治给“挖”出来的。72岁的陈永治是一名退休医生、闲暇时爱写点小说。“我一下子想起二十多年前在老家大麻镇的一个朋友姚虎林，他就是老船民。”陈永治立即回老家找到姚虎林，他已是83岁的老人。5月18日起，陈永治先后八次到姚虎林家里采访，运河上的一段人生故事得以再现。

　　“我出生在祖祖辈辈靠打渔为生的渔民家庭。我从小喝运河水长大，十来岁就开始捕鱼，经历了渔家生活的种种艰辛……小时候，从嘉兴北门吊桥往西到芝村届大约300米长的河面上，船户集聚，大家都靠捕鱼、划船载客为生。”桐乡83岁的老渔民姚虎林讲述着他在运河上的童年，渔民一家随着运河水起起落落的生活景象浮现在眼前。

　　“1934年，我只有4岁，还记得那年夏天，运河水断流，我家的两条渔船从北门外吊桥港河底的烂污泥里拖到小羔羊（地名，石门镇的集镇）过夜，后来又辗转拖到当年嘉兴附近的陡门，这天夜里，听得河里有响声，起来一看，有水从北面氽来，我们的船也浮起来了，心里好高兴啊……”

　　1939年，日本侵略者在嘉兴地区多个河段把关设卡，运河也记录了船民遭受贫穷、病痛、生离死别、流离失所的种种噩梦。回想起9岁时母亲和小妹在船上不幸倒在日本兵的机枪下，这位八旬老人怆然涕下。亲娘死了，兵荒马乱无人买鱼，姚虎林只好跟着后妈摇船沿村乞讨，后来为了糊口一家人在运河上偷运小羊皮又差点被日本兵打死。

　　死里逃生终于熬到抗战胜利，渔民的日子好过不少，“抗战期间卖10斤虾换不来一升米，而抗战结束后，1斤虾就能换一升米！”这时，运河又承载起渔民勤劳致富的美梦。建国初期，姚虎林的父亲集资开了一家鱼行，日子渐渐好起来。

　　老船民回忆自己贫穷苦难的一生，难免动情感慨，“八次采访，姚虎林至少哭了三次，我听着听着，眼睛也湿了。”陈永治写完，还把稿子读给他听，反复核对事实。“只要有哪个细节他前后说法有出入，我就要再问一遍加以确认，历史不容差错。” 8月23日，初稿完成，一共写了8000多字。

水中人生，温馨守望

　　摇船人生活艰苦，没有安全保障，普遍信仰神灵，以求得庇佑。船上有很多婚丧嫁娶和日常生活的规矩。渔俗文化也是渔民人生故事中必然会出现的一个章节。

　　嘉善县姚庄镇渔民村的沈雨林一生从事淡水捕捞业，对传承淡水捕捞渔俗有重大贡献，2012年被评为嘉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传承人。他的脑子里就刻着很多“规矩”。

　　“为了求神灵保佑，给小孩子取名字时会加上所信神灵的姓。刘天王是我们那儿普遍信仰的神，我的女儿就是用祭拜法取名，叫沈刘妹。”

　　小孩自出生之日起，就注定要与船为伴，与水为邻。为了防止孩子落水，父母用一根“吊绷绳”拴在孩子身上，绳子的另一头固定在船舱或甲板上，这样孩子就能在船上自由玩耍。这一根小小的“吊绷绳”陪伴渔家孩子在船上度过数个寒暑，直到长大。

　　除了吊绷育儿习俗，船民还有特殊的渔帮习俗。据沈雨林回忆，姚庄镇丁栅、俞汇一带水域宽阔、有丰富的淡水资源，渔民队伍庞大，因捕捞方式、作业工具不同，自发组成了一个个“渔帮”组织，各式各样都有：丝网帮、虾拖帮、张钓帮、夹网帮、塘网帮……同帮内的渔民相互关照，患难共济。帮内的渔民与帮外的相对隔绝，所以男婚女嫁大多在本帮内进行，久而久之，渔帮成了以婚姻为基础的血缘帮派。

　　行船的人吃鱼也有规矩，吃完上面的鱼肉，将鱼骨去掉，再吃下面的鱼肉。吃鱼不能翻身，翻身则不吉利，喻意渔船也会“翻身”。行船也有规矩，渔船不能挺在牛荡滩或对着缺口停；晚上行船，在开船前要在船头河中划几下，意在驱赶邪气；船头至少要养一条活鱼，意在“天天有余”。

　　“丁栅、俞汇的渔民非常崇拜神灵，‘见庙烧支香，遇佛磕个头’一点也不夸张。”沈雨林说，逛庙会也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八月初六的丁栅水会、四月初四的城隍老爷庙会、二月初二的砻糠庵庙会……除了本地庙会，周边的庙会，丁栅渔民也必去。

　　“旧社会里往往说我们船人‘脚踏平棋，三分邪气’，其实渔民给自己定了很多规矩，心里有很多信仰，就是想在这河上平平安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