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月红

　　在我省这片陆域面积仅有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登记着10万余处不可移动文物。根据我省文物保护条例，超过3万平方米的建设项目都要经过考古调查勘探，而我省每年开工的大型工程项目多达3000个。

　　手铲赛跑挖掘机，每一天在每一寸土地上。城市，向未来奔跑，亦向历史探索。这是当下城镇化发展的一个新命题：如何既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又尽量让经济建设发展不受影响？

　　挖掘机前的考古人

　　从长兴县城出发，往西北方向驱车10分钟。这里是西峰坝村金牛岭。

　　金牛岭三面环山，平地及半个山腰已然裸露着土黄色的肌肤，这是挖掘机平整后的杰作。翻犁的土块上，匍匐着又长出一层牵牛花，明亮的蓝。茂盛的狗尾巴草在风中摇曳。

　　规划中，这里是长兴县福利综合大楼，占地近200亩。2012年12月，这个由当地政府主要负责人亲自挂帅的项目举行了盛大的奠基仪式。按照施工进度，一期工程包括老年休养中心、重度残疾人托养中心、培智学校等六项基本功能，总投资约2.4亿元，计划于2014年底建成并投入使用。

　　2013年初，挖掘机轰隆隆进场了。没有人意识到，就在这片土地不到500米的东南方向，那里曾发现我省首个东汉贵族画像石墓。更没有人会想到，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工地所处的位置早已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点。

　　转折出现在4月。附近文保员巡查时，发现这里正在大兴土建。一打听，才得知施工方是一个半路接手的公司，对文物保护毫无常识。文保员当场制止施工，上报长兴县文保部门。工程暂停了。

　　接下来，甲方和文保部门开起了协调会。长兴县博物馆文保考古部主任何炜还记得，在第一次现场协调会上，甲方一位负责人进场第一句就是，“真是见鬼了。”这似乎不难理解，在这个县城里，处处可见“大干实干苦干巧干”的标语，叫停无疑像是给高涨的激情浇下一盆凉水。

　　“哪里有大型工程项目动建，哪里就一定会有考古人员站在挖掘机的前头。”这是长期从事基本建设考古的省考古所副所长王海明的感悟。

　　这不难理解。全省每年3万平米以上的工程项目至少有3000个以上，但只有不到10%的项目进行了考古调查。即便是加上杭州、宁波两地考古所的配合基建考古工作量，全省加起来也不超过150个。

　　往往到最后，配合基建考古的工作流程就是这样被动——项目先开挖，文物部门叫停，双方谈判，最后才是进场抢救。这是社会文明发展一个必然过程：从温饱，到环保，最后是文保。

　　这一次，没有意外。来回多次协调后，双方达成协议：考古所必须在70天内，将这15万平方米的土地勘察个遍，对文物进行抢救性发掘，并出具施工同意书。

　　入乡随俗的考古人

　　接到任务时，这是刘建安今年的第5个基建考古工地。

　　这个毕业于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的70后，自2006年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二室，从事历史时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每年平均有8个月以上时间都泡在各个基建工地上。

　　“短、平、快”是他对工作的描述，“时间紧，任务重，强度大”。与其他考古队员自嘲“考古民工”不同，他更愿意称自己是科学工作者,从事着发现历史、解读历史、实证历史的高尚职业。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从接到金牛岭活儿开始，他就不得不开始考虑住宿和雇人问题。这是一个人少、短期而且大范围流动的工作，每到一处，考古队员只能带着锅碗瓢盆床铺被褥借宿民居。更现实的问题是，他们的工作常年与墓葬打交道，在乡村，这不吉利。

　　刘建安想到了何炜。借宿乡村，本地人好沟通——这是常年居无定所的考古人总结的经验。在何炜的帮助下，村民徐阿姨最终同意将自家两间房及儿子家一间房租给刘建安，前提是必须遵守她的规约：出土的文物不能进家门；租住的新房间需用红纸写吉语，搬走时需要放鞭炮。

　　又过了两天，何炜传来好消息：四个雇工凑齐了。在乡村找劳动力并非易事，大量劳动力涌向城市，留在乡村的多为妇孺老者。刘建安戏称这是一支“3860队伍”。这次找到的四个雇工中，年龄最大的已经79岁，平均下来也超过了65岁。

　　2013年9月5日，刘建安带着队友正式入场了。在他的房间，放着电脑、打印机、照相器材、生活用品、考古工具和两箱书，甚至连考古技工的单人折叠床，这些都是用整车运过来的。为此，考古所特意为基建考古配备了一辆金杯车，专门用于运送考古人的驻村家什。

　　“考古人员要学会入乡随俗，学会和不同的人打交道，甚至要单枪匹马处理很多社会问题，考古人都有一套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常年“混迹”于农村的他感叹说，“考古需要与古人对话，更需要倾听今人的心声。”

　　在很多时候，施工方留下的是“一团乱麻”。比如边施工边拆迁，款项不到位等等，与村民并没有达成完成的协议。在这个工地上，一眼望去，北边的山坡已被挖掘机削掉半边，而西边的山坡上稀稀拉拉地留着10多颗香樟树。

　　刘建安说，这些香樟树属于村民，但他们暂时找不到买家，只能这样放着。刘建安的工作只好先从工地的东面开始。这已经算是不那么棘手的项目了。在进所初期，他曾在一次考古工地上，不小心半山腰的土块咕噜滚到山脚，正好砸中村民家的菜地，为此他不得不掏出一百块钱，才算是息事宁人。

　　因为不了解乡土人情，考古所几乎人人都吃过亏。在嵊州的一个项目工地，因施工方未与村民达成拆迁协议，不知情的考古人进场便开始工作，结果因迁祖坟一事，激怒了全村300多位村民，最终王海明带着队员向村民逐一点烟倒茶致歉，且向祖坟磕头终获谅解。而在杭甬高速项目中，曾发生过当地人拿刀追赶考古人的窘境，其原因就是发掘前没有向村干部亲戚备案。

　　发掘期间的考古人

　　“考古是什么？”

　　“挖宝呗！”

　　“不是的，它们是文物，不可以倒卖的，要进行资料整理，最后修复陈列的。”

　　在工地现场，趁着休息间歇，笔者问村民雇工徐寿堂的问题，引起了考古技工的反驳。刘建安很无奈，“挖宝”几乎是绝大部分非专业人士对考古工作的刻板印象。

　　也正因此，不理解往往造成了手铲与挖掘机的对决赛跑。

　　这两天，为着树苗挪移的事情，刘建安三番两次给甲方打电话请求协助。负责人一接电话，就甩出一句，“叫馆长来跟我说。”这句碰钉子的话，刘建安听过无数次。进场前，施工方催得紧；进场后，留下的烂摊子不闻不问，这让背负限期“军令状”的刘建安每每急得跳脚。

　　相反，隔三岔五，施工方还会派工人过来催促他们，“这些破东西有什么好挖的，钱都收了，好滚蛋了。”

　　“这样出言不逊的话，可气吗？”“可气，但也只能当耳边风。”刘建安坦承，施工方也着急赶进度，他能体谅对方的心情。但这怎样能比？考古用的是探铲一寸寸勘探土地，用锄头、手铲一点点发掘墓葬，用毛刷一缕缕清理现场，这种手工速度比机械速度慢得太多。

　　往往到后来，工地现场就出现这样的局面：前方的考古人蹲在地上用手铲清理遗迹，迫不及待的挖掘机在身后轰鸣作响。两拨人，各干各的。有时候，等刘建安意识到时，墓葬周边早已布满几米深的地基，将这块地方活活挖成了一个孤岛。

　　“你能想象吗，曾经在一个工地上，我们在发掘现场，施工方就在对面山上放炮。每到要放炮时，山上就吹哨，提醒要放炮了。于是，我们扔下工具，赶紧往外围跑。只听‘轰’地一声，乱石四溅。等一切平静了，我们再回到现场。”刘建安戏言，这个工作简直就是冒着炮火前进。

　　在刘建安的印象中，国家基础设施项目相对好做一些，关系容易理顺；地方项目难度较大，缺钱，沟通较难。从他的工作强度，或许可以一窥城市建设的速度：2011年前后，项目特别多，绍诸高速开工前，沿线有8个工地，整个二室的考古人员布在周围。而这两年则有所缓和，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新农村项目在增加。

　　可很多时候，这场赛跑并不只是两方的较量，还有一个暗中的对手——盗墓贼。

　　就在刘建安进场的第二天，当他来到工地时，墓葬周边出现密密麻麻的洞，洞口大小为钢筋粗般。毫无疑问，这是盗墓贼留下的。

　　“十墓九盗。”刘建安十分心痛。在现场已发掘的6个墓葬中，有一个六朝墓就有被盗过的痕迹，仅出土文物5件。

　　这是一群看不见的对手。2007年，刘建安曾参与一个战国楚墓的抢救发掘，打开墓葬时，他们惊呆了：盗洞底部一片狼藉，纯净水瓶，方便面盒，香烟盒，手套，绳索，雇佣的农民工随口说了一句“荒郊野外地，哪来的热水泡面。”正是这句话，公安机关按图索骥，追缴了60多件文物。

　　而在更多发掘现场，灌木丛生中，遍布着大坑小坑，走路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盗洞里，白膏泥，碎陶片，棺木漆皮随处可见。

　　就在笔者蹲点采访的两天时间里，发掘现场也常常会出现一些陌生的围观者面孔。他们不言语，会乱抠乱摸，有的甚至直接跳入墓坑，少的时候有两三个，多的时候甚至五六个。

　　“你很难去定义他们。”刘建安说，尤其在清理墓葬时，围观的人群特别多。他们讨论着墓葬时代，主人身份，器物精美程度，值多少钱。考古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墓葬发掘期间，在墓葬边搭起帐篷整宿整宿地守夜。他们用各种最原始的方式，与各种“现代化”赛跑。

　　还原历史的考古人

　　“出土于墓室前部，残长31厘米，单刃直背环首铁刀，断残。”蹲在工地上，技工写下当天的考古日志。看到文物的模样，众人显得有些失望。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出土的东西不是太好。”刘建安说，进场两个多月，发掘了十三四个汉六朝砖室墓，盗得也厉害。这是常态：这些配合基建的抢救性发掘工作，工作量大，同质化严重，最容易提不出问题，很难出学术成果。

　　“考古工作会有机遇的问题，牵涉到个人成才的快慢。”王海明承认，就个人学术成长而言，有重大发现的遗址无疑会有着更高的研究价值。

　　“对文物，最好的保护就是埋在地下，不去动它。”王海明说，但现实的问题是，考古工作与全省经济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近年来，该所配合基本建设项目的考古发掘面积总计达58万平方米，清理墓葬8332座，出土各类器物69721件（组），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经济建设，也抢救、保护了一大批地下文物。

　　唯一的办法，就是兼顾经济发展和文物保护。

　　文物部门对所有涉及文物保护单位的工程项目都会要求避让保护，实在无法避让的，在履行法定程序后抢救性发掘或异地搬迁保护。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避让一个文物，那么增加的投资有时会达几千万甚至上亿元。在瑞安，曾有一个工程项目涉及到山前山遗址，最终不得不调整服务区规划，增加投资上千万。

　　“文物保护重要，但我们也不能死板，要从整个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虑文物保护事业，也要为研究人员的学术成长着想，找到三者的结合点。”王海明说，在分配配合基建考古中，所里也会考虑队员们的专业兴趣。比如刘建安，他的学术兴趣主要在“战国秦汉六朝”方向，在平时工作中占有一半的比例。

　　“相当一部分基建考古，是鸡肋，也是积累。”考古二室主任郑嘉励认为，基建考古具有大范围、流动性的工作特征，工作对象多样、牵涉面广，如果带有问题意识，到广阔的田野中去，会有更多收获。在郑嘉励承担的许多配合基建的工地中，以往的发掘中，只关注地下墓室及随葬品，现在看来墓园同样重要。通过复原墓园，郑嘉励发现了南宋墓园的基本制度，沿中轴线分布的多级台地、墓室位于中轴线末端的墓园制度，主要建筑物有祠堂等，对南宋社会礼俗的研究就极有价值。

　　刘建安也会这样想，“挖得多了，经常可以用来验证自己的一些科研结论。”就他们的工作而言，与挖掘机赛跑还只是完成了工作的第一步，接下来，他们还得对发掘的遗迹、遗物进行分类梳理与综合研究，进行绘图和照相记录，探究其文化内涵和特征。

　　通过这些后期整理研究，刘建安在专业期刊上发表了不少学术成果。比如，在安吉、嵊州发掘的春秋土墩墓，为三角形石室结构，出土了一些原始瓷器。这些发现为早期中国石室墓的独立起源提供了依据，为研究越国墓葬用器制度提供了新资料。

　　又如湖州、余杭、嵊州等地发现的汉六朝纪年砖墓、画像砖墓，尽管盗扰严重，但它们还是为研究当时墓地制度、社会移民、职官、手工业、民俗、宗教信仰等课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再如宁绍、杭嘉湖地区发现的汉代土墩墓，与先秦土墩墓的联系与区别是什么，这是本地考古工作者绕不过去的课题。当然，这需要考古资料积累到一定程度，通过对各自时间性、空间性、物质性、礼仪性的比较研究才可能达成，这里面还会牵涉社会史、制度史等知识，需要我们放大视野，刘建安相信这样的学问才经得起检验。

　　正是这26名考古人，用手铲与挖掘机赛跑，一点点向人们还原了浙江100万年的人类活动历史，1万年的人类记忆，五千年的文明历史。

　　就像一群“陪跑员”，考古人力争在一轮轮经济建设大潮中抢先一步抢救这些沉睡千年的历史。王海明也坦承，所里现有专业力量目前仅能勉强应对配合国家或省级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田野发掘工作，“更多的经济开发区在立项、省道县道交通设施新建、水利河道改造、能源设施配套等等，太多太多了。”

　　就在稿件刊发前，刘建安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嵊州的一个工程项目等着开工，面积大，工期紧，这边要抓紧收工了。日子已进入2014年了。如果向工作许个愿，刘建安希望的是，“挖掘机慢些，等等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