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振华

　　县委报道组 汪峻 胡江平

　　午后的春光，已透出夏日的毒辣味。常山县新昌乡新峰村，十几名仍穿着严实的老人，随意地坐在小店门口的阴地里。

　　日日这样坐着，也没什么新鲜话题。很多时候，他们就这样默默地坐着。只是围在一起，就有了一份热闹，远胜过那个空寂孤独的家。全村338人，6成以上外出谋生，留在村里的，都是些上了年纪的老人。

　　今年正月初一，归家的村民第一次拍了张“全村福”，尔后摄影家又为每户家庭拍了全家福。洗出来的照片，被每位留在村里的老人珍藏着。而照片中的多数年轻人，在过完年后，又收拾行囊，走出山村，重回各个城市去寻找落脚点。

　　是的，城市对他们来说，只是落脚地。走得再远，都是漂泊，根还是在新峰。拿着“全村福”按图索骥，我们走进3户人家，感受3个不同样本的“出村记”。

四处飘零，有家就有根

　　十多年了，52岁的王凤梅是第一次过完年后，至今还留在村里。大儿媳年前生下第二胎，按当地风俗，需在家里坐月子3个月。其他人外出，婆媳和孩子暂时留下，守着一幢3层半的大房子。

　　这幢建于7年前的红砖楼房，是夫妻俩辛苦在外打拼多年的最大成果，当时花了十几万元，对于浙西山村的农民来说，可谓一笔巨款。房子是夫妻俩的自豪，全家都漂在外面，必须有个像样的家，这里是根，漂得再远，终究还是要回来。

　　王凤梅家，是新峰村典型的打工家庭。23岁那年，她才找到依靠的男人，新婚的甜蜜还未体会，丈夫徐运先却转身抱上他的木工工具，外出漂荡谋生去了。多年来，她饱尝了“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离别愁苦。

　　一开始，徐运先并不出远门，只在常山县内寻活，慢慢地范围扩大到衢州市内，接着是全省，然后跟着工程队全国各地跑，目前远在辽宁大连。多少年来，丈夫只在过年时，才回家小住一段日子。王凤梅独自一人，在家上养老人、下带两儿。

　　2000年，王凤梅也撇下两个儿子，踏上了外出打工之路。那年，大儿子在上初中，小儿子还未入小学。她于心不忍，但无可奈何。因为心脏瓣膜不好，吃不消在家干农活，在杭州做心脏瓣膜修复手术时，她接受了同房病友的建议，留在杭州做保姆，以方便频繁的复查和买药。

　　至今，王凤梅仍然觉得愧对小儿子。“那么小的孩子扔在家里，没好好管。”没有培养好，没什么“出息”，小儿子如今也只能外出跑工地。不过，有所进步的是，小儿子至少比卖力干活的他爸要体面一些：工程师助理。

　　大儿子在初中毕业后，到杭州一家饭店做厨师。母子两人同在一个城市，但也难得见面：母亲在东站，儿子在北站，跑一趟得转两路公交车，坐1个半小时。6年前，也是23岁的年龄，大儿子结婚了，并生下一个女儿。之后，大儿子转战到台州路桥，继续谋生。

　　这个家庭的成员，至今没有摆脱劳燕分飞的命运。很快，大儿子将把大儿媳接去路桥，而王凤梅也将回到杭州的主人家里，继续做保姆。偌大一幢楼房，又将关门闭户，陷入沉寂。

　　正月初一，摄影师给各家拍全家福时，因为大儿媳刚生产完不能出门，王凤梅一家没有拍。这个遗憾，远在东北的徐运先用了一个更先进的手段来弥补。他用手机摄录了一段家中的生活场景：从顶楼到一楼，从卧室到厨房，每一处都不落下，还有妻子牵着孙女下楼的对话……

　　犹如大树之根，新峰村里的这幢楼房，就是徐运先一家的根。四散出去的枝桠，不管探到多远，回头总能找到自己的归宿。每每思念，徐运先就看看手机里这段录像，看看自己的家，看看自己的亲人。

身在城里，心安在村里

　　2011年开始，方佐全在村里连续“接”了两个工程，造好一幢4层楼房，又接手造一幢。见到这位69岁的老农民时，他拿着铁锹，正在一幢新楼房前拌沙子。身形瘦小，却精神抖擞。

　　在村里，他曾经是个“全能手”，会做泥水，会养猪，还是赤脚医生，当过村主任和会计。他也是新峰村第一代外出打工的代表，上世纪70年代就到江西鹰潭去拉平板车挣钱。上世纪80年代，他在村里造起了第一幢水泥楼板构造的房子。

　　眼前新建的两幢房子，方佐全是替两个儿子造的。当然，钱全部由儿子出，方佐全是负责具体施工的“包工头”，雇人算钱买材料搞装修，他一手操办。老婆葛美珍，则负责给雇来的人烧饭，一天三餐外加两次点心。

　　两个儿子在外辛苦打拼多年，攒下的积蓄，大多投回了村里造房子。44岁的大儿子，年轻时在常山县城学做铝合金加工，后来去温州做过大理石加工，3年前到杭州重操就业，继续做铝合金加工生意。42岁的小儿子经历更丰富，在常山县城开过饭店、也做过铝合金，还承包过工程，中途回村里种过番薯、甘蔗，又到杭州卖过水果，一番折腾没赚到什么钱，2010年去南京搞房屋租赁，终于赚回了大把的票子。

　　方佐全说，这几年两个儿子在外面发展得都不错，如果想在城里买房，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在城里买房，回家自己造房子，是两个儿子共同的理念。年轻的时候在外面打工挣钱，老了肯定要回村里。在城市安家，终归是在他乡，安得下家，却安不下心。

　　小儿子的房子已经建好，目前正在铺地砖。“光瓷砖这块，就花了3万多元。”方佐全并不是舍不得花钱，而是觉得没必要，“房子造好了，也就过年回来的时候住几天。”另一件让方佐全有点闹心的事情是，两个儿子都有新房，该住谁家呢？“两个儿子都想我们住他家里，其实也是想我们给他们看看房子。”

　　这个家庭第三代的想法，也让方佐全有些烦恼。大儿子的大女儿，在城里一家咖啡店打工，每个月的钱总是不够用。方佐全传统的意识里，外出打工是该往家里寄钱的，又不是折腾生意有蚀本风险，竟然还要父母供她零花钱。

　　小儿子的女儿正在读初三。她的想法，让全家都感到些“不安”：念完初中，她想去上艺术学校，学舞蹈学音乐，那是她所追求的爱好。“听说一年要十几万元！儿子还是想让她去考大学。但是她很喜欢，没办法。杭州一所学校的报名费，已经帮她交了。”

　　在外闯荡了二三十年，两个儿子始终走不出心里那份乡土情怀。在他们的意念里，新峰村是原点，也是终点。但他们无法阻挡时代变迁的滚滚巨流，这个家庭的第三代，早已习惯城市，不再留恋山村。

重回乡村，返农入山林

　　新峰村中心广场旁，有一幢2层半的新建别墅。以房产商惯用的广告语形容，这里是“坐拥中心的首席地标私家豪宅”。房子的主人名叫葛富建，今年32岁，毫无意外地成了村里的焦点人物。

　　但葛富建成为村民谈论的对象，并不是因为这幢房子，而是他去年开始回家造房子，造着造着竟然过完年后还留在村里，不再出门挣钱了。几乎所有外出的村民，都是建好楼房后安心去漂泊，葛富建是个异数，成了村里可怜的几个留守青年。

　　这个16年前就外出去绍兴纺织企业打工、拿到月工资1800元的“80后”，一直算得上是外出大军中的佼佼者。他从厂里的机修工做起，当过车间主任，做过厂长，还自己开过饭店，收入一直不错。前年，夫妻俩又跟着妻弟到无锡做园林绿化工程，大家都知道他们挣了不少钱。

　　“说句真心话，去外面十几万元一年肯定能赚回来。但我现在觉得，还是要回家。”葛富建说，在无锡做绿化时，曾有房产商想拿房子抵工程款，他没要，“外面的房子不好，这里才是我的家。”

　　回到村里，葛富建早有准备。他学过木工，开办了家具加工店，为村民订制家具；他重新拿起锄头回归农民本色，种下5亩地的苗木，计划每年增加10亩地，并带动村民一起种植，成立苗木专业合作社，由他负责销售，大家共同致富。

　　葛富建描绘的乡村美好蓝图，暂时没有得到村民的认同。很多人都说，在村里干划不来，到外面才有钱挣。葛富建不在乎：“在家过得自由，舒服，惬意。苗木搞不好大不了再出去嘛。”他等着第一批苗木长成出售，届时村民看到了实际利润，自然就会跟上来。

　　对外的说辞，葛富建回村是种植苗木；对内，夫妻俩是为了解决许多外出打工者所忧虑的下一代教育问题。“女儿9岁了，经常背着我们跟外人说，爸爸妈妈不好，就知道在外面赚钱，都不管我的，还是爷爷奶奶好。”妻子徐晓慧无奈地笑笑。

　　不能再让女儿重蹈外出漂零打工的命运。为这，夫妻俩毅然放弃了城市。“现在送女儿去上学，大家都羡慕死她了，有妈妈陪着。”徐晓慧说，曾经也想过带女儿到城里去上学，但在外漂泊不定，孩子进了城不能安心学习，也未必能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

　　葛富建拿出正月拍的全家福，他和媳妇回村了，但家庭成员还是没齐，因为老爸又出去打工了。“他身体好，闲不住，过完年到常山县城一家企业去烧锅炉，拿到上岗证一个月有2000多元。”

　　这是新峰村的寻常景象，每个家庭，平时都难得团圆。

　　（记录于2013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