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梁国瑞

　　市委报道组 周旻澍 吴敏力

　　17日上午，台州温岭市坞根镇坑潘村。46岁的潘友明走下车，抬头凝望村口的古樟树。

　　谁也说不清这棵树的准确年龄，但村里人都知道，自从760年前，坑潘村的始祖从永嘉岭头迁至坞根时，她就已经枝繁叶茂、亭亭如盖了。

　　如一位无言的老者，古樟树看着潘氏家族在脚下繁衍生息、代代不绝。近几十年，无数年轻的村民背上行囊，看一眼古樟树，坚定地走向远方。

　　出村那一年，潘友明16岁。

回家，全村的盛大节日

　　“友明回来了？”64岁的潘宗球看到来人，开心地打招呼，“这次来，要过了冬至再走吧？”

　　“是啊，就是回来过冬至的，今年轮到我们三房了嘛。”潘友明抖了抖身上的呢布西服，谦恭地上前握住潘宗球的手。这位先于他外出闯荡，并回村造桥修路的老村长，是潘友明打从内心尊敬的人。

　　和其他村庄以生产队相互划分不同，坑潘村人向来以“房”区分——坑潘的始祖迁来此地后育有4子，各为一“房”，此后开枝散叶，才有了如今600多人的大家族。

　　岁月轮换，朝代更迭，潘家人一直聚居在古樟树下，并延续着“房”与“房”之间的区别。数百年来，偶有外姓人迁入坑潘，甚至常发生主动要求改入潘氏的事。现在，整个坑潘，外姓仍然只有少数几户。潘氏族人在村里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从古时的族长到今日的村长、书记，一概姓潘。

　　距离古樟树一箭之地，是潘氏家族的祠堂。数百年来，虽偶有损毁，却一直没有挪过地方，年年承继着族人的香火祭祀。全村人最重要的聚会，就是冬至日在这里举行的祭祖了。

　　不知何时开始，族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规矩：以“房”为序，轮流主事这场一年一度最盛大的典礼。轮到主事的那“房”族人，自会将此作为年底最重要的事，不惜全员上阵，也不肯在其他“房”人面前丢了份。因此，每“房”都会派出最有经济实力、最有操办能力的人，作为领头。

　　在三房的200多人里，30年前就出外闯荡，并在大西北的兰州打下一片基业的潘友明，自然算是最出色的“能人”之一。早在月初，担任坑潘村支书的“三房”人潘道舜，就邀了他和“三房”另一位老板潘云行一起，作为此次冬至祭祖的领头。

　　18日晚上8时许，刚刚参加了白天的村委会换届选举的“三房”村民，就选出40多名代表，到村里新建的“文化礼堂”里，商议冬至的大小事宜。

　　“21日中午大约20桌，晚上50桌，22日中午70桌……”潘道舜拿出一份长长的邀请名单，加上全村600多人，先计算出了宴请规模。根据预算，这次的开支在10万元上下。

　　作为760周年冬至祭祖，今年的规模比往年更加宏大。“和以前一样，三房每户出钱，人头按100元算，剩下的由我和友明、云行兜底。”潘道舜接着安排，“五保户和家里困难的，也可以不出钱，大家根据自己能力来，尽点心意就行。”

　　随后，采购菜品、烧火掌厨、跑堂端菜、租碗筷桌椅、布置祠堂等，事无巨细，一一落实到人。

　　冬至祭祖年年进行，村民们对这一套流程熟稔于心。不到一个小时，所有大小事项全部安排稳妥。

团聚，在家的感觉真好

　　21日上午，潘友明睡到9点多才起床。走出家门的时候，全村人几乎都在忙碌。虽然三房主事，但冬至祭祖毕竟是全村人的事。

　　村民主任潘昌东早早就让人打开了“梦贤草堂”的大门。这里是坑潘村去年新建的村民文化中心，宽敞明亮的大厅里，待客设施一应俱全，顺理成章地成了“临时指挥部”和接待中心。

　　潘道舜则忙着接打各种电话，顺便指挥村民们在祠堂前的空地上搭起临时帐篷——规模庞大的酒席将摆在帐篷下面，免受寒风雨露的影响。

　　帐篷旁，一排大油桶改装成的灶台已经冒起熊熊的膛火，80多岁的李二姐早早起床，换上崭新的衣服，和其他老姐妹们一起，坐在灶边烧火。年轻的妇女们则跑上跑下地忙着。

　　潘友明缓步走到“梦贤草堂”门外，一路和村民们打着招呼。

　　“回到村里的感觉真好啊！”潘友明陪着记者在村里四处走着。

　　16岁离家，潘友明先在宁波待了5年，随后前往大西北，一待就是25年。“和现在来浙江打工的外省人一样，当时我们浙江人出去闯荡，在当地同样没有地位，一样无法融入城市的生活。”

　　直到后来，潘友明凭借服装生意，在兰州这个陌生城市扎根、成家、生子，还成了浙江兰州商会的副会长，不仅过上了体面的生活，也慢慢进入了那个西北城市的“上流圈子”。

　　但他仍然怀念乡村的生活。“那种人与人之间完全不必设防，没有任何压力和隔阂的环境，只有在乡村才会有。”潘友明至今印象深刻的是，他在兰州现住的小区里已经13年，同一楼层的7户人家，认识的却仅有3家，“不是我不想认识，而是你明显能感觉到，人家对我是设防的。”

　　年轻的时候，为了生计打拼。年岁渐长，潘友明的乡土情结变得越来越浓郁。无数个辗转难眠的夜晚，这个游子开始越来越清楚地明白，自己漂泊的内心，也许永远无法在这个繁华的城市找到真正的归属。

　　“等我老了，一定回村里来！”他突然停住脚步，回过头看着我，郑重地说，“这里才是根。”

　　他开始每年带着两个儿子回老家，祭祖、走亲，感受乡村的文化。他发现，儿子们在经过了最初几天的陌生感后，很快就能融入乡村的氛围，这让他分外欣喜，“对两个儿子，我希望他们今后的事业在城里，但不要忘了乡村的根。”

　　“梦贤草堂”外的空地上，村民们已经烧起炉火，一锅锅糯米粉出炉，被端到石头墙下的石臼里，抡着石锤的村民一锤锤地舂下去……一大块细腻柔糯的年糕料做好，边上兴奋围观的村民，便吵嚷着上前，抬进“梦贤草堂”的台案上，切块、捏型，不少人甚至直接掰下一块热乎乎的小料，塞入嘴里。

　　潘友明看得兴起，撸起衣袖，拿起石锤学着舂。“这是我这次特意要求做的。”潘友明说，以往的冬至，祭祀和酒席上用的年糕、炊糕等点心都是买现成货，已经没有了儿时乡村过节时的原汁原味。在他的建议下，这次的冬至，村里特意安排了杀猪、做年糕、做圆、蒸炊糕等一系列传统。

　　“我们这种在外闯荡的人，对这些东西的感情，比村里人要深得多。”潘友明说。

远行，为了下一次相聚

　　热闹的吵嚷声中，夜幕缓缓降临。

　　潘宗球站在古樟树下，迎接着一拨又一拨赶回村里的村民。上海的，杭州的，宁波的，舟山的，椒江的……村民们相互间打着招呼，问着家长里短。

　　在上海经营砖厂的潘楚良，一早就在盘算着这场冬至。17日下午，他就坐高铁赶回了村里，“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在四“房”中，“三房”人丁最为兴旺，不管是在村里的还是外出的，村民们都争着揽事，彼此并不分你我。

　　多年办冬至，村里定下了这样的准则：宴会准备完毕，会有人大声敲锣，提醒大家准备赴宴；晚宴正式开始之前，锣声会再一次响起，还未入席的村民便会迅速赶来。

　　锣声响过第一遍之后，帐篷里依次摆开的圆桌上，已经坐了近一半人。负责跑堂端菜的村民，拿着大托盘，将一盆盆冒着热气的菜肴挨桌摆上。

　　潘连富坐在席上，一边和人闲聊，一边时不时看看手表。傍晚6点10分，开席已经有一会了，他站起身，迅速走到古樟树下等候。不多时，女儿潘双益就风尘仆仆地赶到了。

　　25岁的潘双益去年大学毕业，留在杭州空军疗养院工作。周六是值班的日子，她早早定好了回家的车票，一到下班点就往回赶，终于在天刚黑时赶回了村。

　　“从小在古樟树下长大，村里人都认识，老家这么大的活动，肯定要赶回来。”6年时间的求学和工作，并没有减淡潘双益对于家乡的情感。

　　作为新一代出村的年轻人，在潘双益看来，城市和乡村的界限已经不是那么明晰，“现在交通方便，通讯也很发达，城里能实现的东西，村里也基本能实现，乡村并不比城市落后。”正为此，考入大学以后，潘双益并没有将户口迁出坑潘。

　　进入城市，融入城市，对于潘双益这一代而言并非难事。“但还是觉得漂泊。城里人复杂，流动性也大，建立不起太深的感情。”她说，村里都是一个姓，相互之间甚至大多以辈分相称，“这份融洽，是城市里无论如何寻找不到的。”

　　晚上8时，晚宴早已散席。祠堂里的供桌上，三牲、糕桃、五谷、五果、八碗供菜也已陈设完毕。两名执事高声念着祷文，祭祖仪式正式开始了。

　　鞭炮满地，潘友明站在人群中，看着烛火映红了乡亲们的脸。他心里清楚，明天，又要远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