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蜕变
■本报记者 邓国芳
核心提示:
今时今日的浙江乡村,充满了变数和猜想。从春到冬,那些城市化下乡村被吞噬的挣扎和伤感,那些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翩翩起舞的冲动与收获,真实且清晰地扑面而来。
问路城市化下的中国乡村,浙江以改革、包容、前瞻、探索的姿态,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复兴运动,给了世人一个惊艳的答案——原来,乡村可以如此精彩。
然而,我们依然前行且犹豫着。犹豫,是因为面对这片朴素的土地,我们不仅需要有改造它的热情,更需要一种理性的思考:美丽乡村,何以美丽,以何美丽?
【一】春:
“村”心萌动
中国的城市化依然在加速奔跑。经济发达的浙江,城市化率更是高达63.2%,越来越多的村庄,变身为水泥钢筋的丛林。
过去,我们总习惯站在城市的角度看世界,认为这里才是继续人类文明、主宰世界未来的阵地。所以当城市趋于饱和时,以城市为核心的土地扩张,毫无愧疚地吞噬着乡村。
但这一年,我们听到了许多不同的声音,看到了许多转变的态度。
2013年4月。
宁波江东区最早最大的拆迁安置小区——福明家园,即将开始新一年的农民市民化历程。但细心的社区书记吴雪华发现,小区公园草坪上冒出了许多嫩绿的马兰头,偶尔还窜出来几只鸡鸭。看来,菜农出身的居民,又背着她偷偷干起了“坏事”。
这让有着丰富社区管理经验的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十年来,她孜孜不倦地去改造拆迁安置的菜农,试图把他们变成像模像样的市民,但最终发现,所有努力都抵不过社区居民心中与日俱浓的乡愁,和层出不穷的“还潮”动作。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说,发生在福明家园的故事,并不是简单的“还潮”现象,更不是头脑中充满小农意识的“准市民”冥顽不化,而是更具人性的农村生活方式,对被过度理性化、抽干了生命感觉的城市生活方式的微弱“反抗”。
“我们真诚地对待农村生活方式,如果它是健康的、人性的,那就不要一概而论地铲除之,而要因地制宜,在可能保留农村生活方式的地方,得放手时且放手,让农民做出自己的选择。”“让农民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一个社会学家的决绝态度。
2013年5月。
一条名为“宁波最牛农民房”的微博,在网络上迅速走红。从宁波春晓街道走出去的年轻设计师王灏,因为在老家农村设计建造了三幢特立独行的农民房,变成了网络红人。他的老家海口村,因此吸引了不少人来参观游览。
总觉得用“宁波最牛农民房”来形容王灏的“库宅”,多少诋毁了这位年轻建筑设计师的美好初衷。因为这三幢从图纸里跳出来的房子,其实有个温暖的名字叫“回家”。这深情的名字里,蕴含着农村正悄悄兴起的生活方式。
作家王清铭在《为什么要怀念乡村》一文中,以独特的视角,解读了乡村于当今时代的价值。他说,城市与乡村,人类博大的两座码头。城市繁华热闹之于人性的密集汇聚,但人性的诸多缺憾又导致这种热闹异常的脆弱。当城市繁华的顶峰带来的不再是狂喜而是惊惧的时候,乡村是我们唯一可以回归心灵的地方。
而今在浙江,越来越多的呼声与实践,改变了乡村日渐式微的境地。在嘉兴各地,许多拆迁安置的新建社区,在有限的社区土地上开辟出“微田园”,让改变身份的农民,在这里寻求转变的过度。
城乡弥合的路途中,我们需要更多的,或许不只是公共资源的简单延伸与分享,而是一种情感的认同和安放: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我们又将情归何处。
【二】夏:“村”意盎然
从新世纪初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来,经济社会发达、城市建设迅猛的浙江,在那个热衷城市化的年代,就已看到乡村隐藏的危机:城市化对流终有平衡的一天,到那时,长久被遗忘的乡村,会是什么模样?
2010年,在总结“安吉模式”的基础上,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做出美丽乡村建设决策部署,开始实施美丽乡村建设五年行动计划,把新农村建设推向新的高潮。这场乡村复兴运动,尽管依然由政府主导,但坚持以农民为主体,为乡村发展注入了全新内涵。
2013年,7月。
湖州德清莫干山脚下,几间被设计师精心改造的乡村农居,在微信朋友圈里瞬间走红。聪明好学的后坞村民,从裸心谷里看到乡村蕴藏的巨大潜力,把设计师请进家门,改造起自家的农居。今天,去德清后坞农居住上一晚,成为杭城白领人士彰显小资情调的新地标。
马厩变成咖啡屋,猪食盆当洗水池,老房子翻新成高档民宿,小小的后坞乡村,跃过中国城市里流行的时尚标准,猛然站在了世界潮流前沿。乡下的土与城里的洋,在这里只是简单转换和结合,就足以吸引每个人的目光。
这仿佛也告诉我们,割裂城市与乡村,世界都不能完美。而这场改造乡村的运动,也不能单单从哪方面出发。比如,是不是简单地把城市元素移植到乡村即可?或者只是按照城里人的喜好去赋予它新的内容?这些,后坞山民已清晰给出了答案。
事实上,后坞给人的启示,远在农居之外。当以推荐乡村休闲游的“看浙里”、“玩浙里”、“居浙里”等专栏,在微信圈里迅速传播时,我们看到的,是更多资本和知识向农村回流的趋向,还有“农民翻身当主人”的豪情。
当各地主张高起点规划建设美丽乡村时,我们起初看到的,或许只是财政资本不计效益的投入,但我们可能忽略了,当国内外设计师走进乡村、与农民交谈的一刹那,朴素的乡土就已泛起了阵阵涟漪。
理念的冲击与磨合,是这场乡村复苏运动最根本、最持久的动力。
【三】秋:“村”深似海
秋风起,落叶黄。这是一个容易伤感的季节,却也总能让人冷静思索。
2013年,9月。
衢州衢江人俞云龙的一封乡间来信,让我们泪湿眼眶。他说,听闻老家山底碓可能被整体拆迁,心中万般不舍,连夜写下长信,寄送与我们,权当最后的呐喊。他问:现在与将来,我们如何做出努力,去拯救和守望飘摇于时代洪流中的故乡。
几乎同一时间,浙江日报记者毛广绘以题为《留住即将消逝的村庄——江山市历史文化村落纪行》的通讯,于金秋之时斩获了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在省委、省政府的政策引导下,衢州江山市把102个历史文化村落列入保护范畴,在古村落日渐消逝的今天,留住了它们匆匆的脚步。
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曾指出,2000年至2010年,在城市化加速奔跑的十年间,中国已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落,平均每年消失9万个自然村落。有些村落甚至连《村落志》、《民俗志》都没有。村落消失,珍贵的历史信息也就随着时间流逝殆尽了。他大声呼吁,古村落保护已迫在眉睫。
在平衡点到来前,城市化的步伐无法停止,但我们能做的,就是把具有深厚人文历史底蕴的古村落保护起来。就像今夏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武汉农村调研时曾指出的,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美丽乡村,不能大拆大建,特别是古村落要保护好。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
欣慰的是,在浙江,保护古村落已化作踏踏实实的行动。今年美丽乡村建设,我省启动实施首批44个重点古村落和217个一般古村落的保护工作。
2013年,10月。
金华浦江虞宅乡新光村,沉寂了多年的灵岩古庄园,迎来了大修缮时刻。灵岩古庄园俗称廿五都朱宅新屋,始建于270年前,共20多幢、200余间,总面积两万余平方米。据传是灵岩公朱可宾请杭州高级规划师设计,其品质品位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新光人就意识到保护古村落古建筑的重要性,村里还立下不成文规矩:老房不能私自拆,新房不可随意建。然而,这样的坚守,也让新光人感到迷茫。不能拆老房,就意味着村庄建设停滞;不能建新房,村民就无法改善生活。
去年,新光村成功申报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而在浦江美丽乡村建设的蓝图中,新光村将成为茜溪美丽乡村精品线上的一颗明珠。就今年,它已吸引了不少游人前来寻古探幽。
这就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魅力。那些墙体斑驳、爬满青苔的老建筑,那些人烟稀少、寂静无声的老村庄,那些装满回忆、安放乡愁的老家,因为时代的眷顾,开始了重生之路。
【四】冬:“村”光明媚
2013年,11月。
宁波北仑柴桥街道干部柴晓春,热情地向记者发出邀请,让我们去看看“舌尖上的美丽乡村”。炊烟袅袅,雾气氤氲,麻饼、油包、灰汁团……村民只是在家门口拾起乡土美食,柴桥就变成了“吃货”们竞相追逐的地方。
北纬28°,台州玉环县龙溪镇山里村,金黄色的菊花开满了山野。自去年春天举办乡村动漫节、打造动漫花谷后,村民就明白了一件事:只要在山谷里播下花种,待到山花烂漫时,城里人就会不请自来。
这是农民展现智慧、农村再现风华的年代。在城乡交织、日益紧密的今天,乡村源源不断地享受着城市公共资源的延伸,也不再作为城市土地供给的附属存在。拥有乡村的水、空气、农居和生活,就等于主宰当下流行。
2013年,12月。
这是被浙江美丽乡村建设者们疯转的一条微信:瑞安南山村的手工索面,在回乡大学生杜克的网店“南食召”里,被轻轻松松卖到每斤18元。此前,手工索面在瑞安乡野的生产逐渐式微,仍在生产的农户多视之为“鸡肋”,失去了靠它增收的信心。
文艺青年与乡村田园的完美结合,为古老索面找到了一条恢复青春的奇特路径。这背后,是快速工业化下,人们对简单原味安全美食的追逐,也是城市化洪流下,对返璞归真田园生活的向往。而这,恰恰是乡村复兴的触点。
这是本报“美丽乡村”周刊关于2013年的盘点之一,我们把“乡村”这个关键词放置于时代的背景中,结合浙江美丽乡村建设,再次解读,再次发问,再次确认,以对得起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记录且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