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伟

　　早先说过，若只考虑目前已经露头的确定因素去判断，则2014年世界经济增速或将略高于今年。然而若考虑到不确定因素，这种判断只能作为一种参考。必须看到，未来半年到一年世界经济运行路上有诸多不确定因素。所有不确定因素中，对于全球经济增长与稳定威胁最大的，主要有四个：

　　第一个是美国结束超宽松货币政策的时机及其全球政策效应。金融危机以降，美联储推出了持续的超宽松货币政策。这种政策基于两个支柱性手段，分别为接近零的超低利率和断续的QE（量化宽松）。美联储早先设定结束超宽松货币政策的条件有二：一个是失业率降到6.5%以下将结束QE。另一个是通货膨胀攀升到2.5%以上将提升利率。近期美联储发出的信号是，在前述两个条件都未具备的情形下，有可能缩小QE投放量。由此对于美联储是否会舍弃先前承诺而提前撤出超宽松政策的预期骤然增加。不仅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美联储结束宽松货币政策的任何预期，立马会传递到对别的几个大经济体同样的超宽松政策前景的猜想。略微翻翻金融危机以降工业化大国的宏观货币政策“近史”便不难发现，不仅美联储，而且几乎所有的西方工业化大国的中央银行都实施了超宽松政策。美联储任何终止量化宽松政策尤其是结束超低利率的举措，都可能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引发全球主要经济体竞相终止超宽松政策。而政策的抽紧，尤其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央行先后出手，势必会产生某种联动效应。这种效应的扩散，则可能会威胁到全球经济复苏。

　　第二个是美国财政赤字周期性“发酵”的效应。2014年开年即将发酵。上一次发酵发生于2013年10月中旬，由于两党在医疗保险等问题上的扯皮而延宕了新财年预算的批准，迫使政府关门。2013年10月16日达成的协议，虽然暂时化解了危机，但把问题留给了下年。按照约定，2014年1月15日与2月7日将是两个“大限”。届时如若美国国会依然未能达成一致，将可能再次导致政府半“停摆”。由此不仅将会给美国经济造成新的负面影响，而且可能降低全球经济增速。

　　第三个是欧元区债务危机变种。欧债危机虽然暂时获得某种解脱，但尚未找到根除的良方。后者近乎不可能，原因在于欧元区设计上本身就先天不足，制度上存在先天缺陷。目前欧元区经济复苏仅发生在核心国家，大多数边缘成员经济依然很糟。这极大地威胁着欧盟经济的复苏。

　　第四个不确定性源自东亚日本。两个问题最难逆料：一个是“安倍经济学”冒险实践的前景。安倍政府上台以来，实施了日元贬值、人为制造通货膨胀等一揽子刺激经济政策。2013年头三个季度虽然实现较为强劲的增长，但同时却埋下了不稳定隐患。最大的隐患是巨额的贸易赤字，将日本经济由单赤字（财政赤字）时代推入双赤字（财政+贸易）时代。2014年“安倍经济学”实验何去何从很难预料。虽然日本经济增长乃至衰退的“外溢”效应比欧美中三大要小得多，但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和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其经济的增长抑或再次跌入衰退，对于全球经济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的影响，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可以这样去看，如若上述不确定因素向坏的一边发展，则世界经济可将继续徘徊。面对诸如此类的不确定条件，决策者必须时刻警惕，关注美国和欧洲潜在的问题，同时关注东亚地缘政治摩擦动向。

　　（作者为中国与全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浙江大学-诺丁汉大学）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