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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二疼痛科医生严敏的一天

让我来抚平你的痛

　　本报记者 陈宁 通讯员 方序

　　引子：这是一间位于4楼的诊室，68岁的陆金娥半弓着背，费了好大的劲才走出电梯。她穿过长长的走廊，把挂号单交给早就站在门口的导医，再挪到诊室旁的位置，缓缓坐下，开始盯着诊室门上一排小字——疼痛门诊，一分一秒静静等待。

　　每天，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门诊楼4楼疼痛科的这条长长走廊上，都坐着这样一群病人，他们患的疾病无法准确描述，更像一种主观的感受，用大白话说，这只是一种叫做疼痛的感觉。治愈它并非一朝一夕，有的甚至需要病人和医生长达数年的配合。治疗过程中，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互相信任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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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轮到陆金娥，她同样缓慢地走进诊室，这是她每月两次的例行复诊，见到严敏医生第一句话照例还是那句老话：“好疼啊。”

　　严敏扶她坐下，第一项流程也没有改变，她拿出一张叫做“疼痛评分表”的小卡片递到陆金娥眼前：“你看看，今天是几分？”“嗯……五六分吧。”严敏接着问陆金娥几个问题：“痛是早上厉害，还是晚上厉害？”“你睡得多吗？走路走得多吗？”“做饭、洗衣服顺利吗？”显然，病人的每一点信息对医生都很重要。

　　陆金娥从一个大信封中拿出片子，严敏打开灯箱，搁上片子，沿着脊柱的弧线由上至下逐一查看脊柱上的26块骨头。到某一处，她的手停住了，“阿姨，这应该是压缩性骨折啊。”她转向一脸茫然的陆金娥，拿起桌上一个椎骨模型：“你上年纪了，脊椎在压缩，这块骨头本来应该和其他骨头一样大小，现在它被压得变形了。”

　　严敏拿起一把检查锤，让陆金娥躺在诊室的床上，从她的脚趾尖，沿着小腿，到膝盖，再到胯部，轻轻敲打。每至一处，便问疼不疼。这些繁琐而细致的工作，在严敏的眼里一点都不多余，“因为疼痛是一种很主观的疾病，在这里，病人比我们更像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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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简单的工作严敏每天需要重复数次，在疼痛科医生的眼里，每个人的身体都像一道谜，需要悉心钻研，慢慢破解。

　　陆金娥浅浅舒了口气：“总算找到了。”一年多来，她辗转于骨伤科、神经科，做过肠胃镜、心电图、B超……浑身上下都检查过了，但依旧追究不到病因。来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和陆金娥一样四处寻医，年复一年逮不住病根。“他们看起来和常人没太大区别，但是脸上的表情很痛苦。”严敏说，不少常年饱受疼痛困扰的人，甚至会出现严重的抑郁和焦虑等心理问题。

　　与病人们相反，严敏每天都挂着一张“招牌式”的笑脸，她总相信，医生的耐心和关怀能够帮助病人化解一些疼痛。

　　陆金娥临走前，严敏依旧叮嘱她，多喝牛奶，多晒太阳，多运动。陆金娥冲着她挥挥手，刚走出门口，又缓缓转身、扭头，冲着严敏补上一句：“谢谢你啊，我很相信你们。”

　　从进来说“好疼”，到出门时说“谢谢”，看着病人表情的变化，看着她们有了战胜疾病的信心，严敏就觉得做医生的价值得到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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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休的时候，严敏没来得及吃饭，匆匆赶往疼痛病房，去和一位快要出院的病人道个别。

　　73岁的朱乃华是浙医二院第4个接受脊髓电刺激治疗的人，医生在他的体内植入了一枚高科技芯片。朱乃华只要用手上的遥控器，就能控制身体的疼痛。

　　在国内，这种先进的治疗手法刚刚起步。

　　严敏来的时候，朱乃华的家人收拾好了包裹。见到严敏，半躺在床上的老人家努力倾着身子，伸出一只手。严敏意会到他的意思，赶忙走到病床前。“医生，能不痛真是太好了，我那时候简直不想活了。”老人家说。

　　严敏拍了拍老人家的手，微微点了点头，嘱咐老人出院后要注意些什么。病房的护士拿来单反相机，严敏坐在朱乃华身边，两人一齐对着镜头，“咔擦”一声落下。

　　尾声：在走出病房的路上，严敏告诉记者，帮人看病、送走病人、听到感谢，这是她的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事了，有如早出、晚归一样。但每每想到，通过自己的努力，居然可以彻底改变另一个人的生活，甚至扭转他们的命运，她便能找回当初刚从医学院毕业时的满腔热情，感受到作为一名医生的荣耀与幸福。

　　这是疼痛科门诊普普通通的一天，严敏回到诊室，门外依然排起长队。最后，她留下一句：“如果这里能够更忙一点也没关系，那意味着，更多遭受无故疼痛的人不会因为无处寻医而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