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邦福

　　1911年，美国学者凯恩著书《四千年农夫》，集纳了他的沿途所见。在他眼里，“中国农耕肥沃依旧，且用仅美国近半耕地，养活了数倍于美国的人口，东方农民是勤劳智慧的生物学家。”“迄今为止，中国农民实行的最伟大的农业措施之一就是利用人类的粪便，将其用于保持土壤肥料以及提高作物产量。”100多年前的一个美国人，对中国农耕肥料描述得入木三分。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也就是《四千年农夫》问世半个世纪后，步入青年的我开始挣工分。犁耕耙耖不会使，锄头生活刚刚学，挑肥施肥成了初涉农业的第一件“生活”。使用人粪尿需兑些水，农作物才不致于被“烧”伤；猪栏肥用手直接施于水稻田和番薯地，撒得均匀，既肥地又松土，可施过肥的手洗得再干净也得臭上几天。那时的一句流行语叫“没有猪粪臭，哪来稻谷香”。

　　我哥是化学老师，对农家肥成份略知一二。在他传授下，才知人粪尿含氮量高，主要用于追肥，趁下雨前浇在菜地里，叶茎类蔬菜还真能“日长夜大”，一天一个样。氮、磷、钾兼具的猪栏肥，任何作物都用得上，哪家要种冬瓜什么的，如果用猪栏肥落脚，那还真有摘不完的瓜。还有那最不起眼的灰，作为钾肥，用于豆类作物最为适宜。农家肥简直成了农耕之宝。

　　记得在生产队集体劳动的年月，队里确定哪天施肥了，各家各户都会把肥料挑到指定地点计量验度：猪栏肥按担计酬；草木灰用簸箕计数；人粪尿因其肥效高，过秤后还要用一根水银浓度计放到屎桶里，量量有多少度数。我家人粪尿的度数是最高的，都在1.0至1.5度之间，主要原因是我家生活条件较好，精粮吃得多一些。而有的农户成天吃粥和泡饭，尿的浓度检测还不到0.5度。更有极个别的人耍小聪明，在人粪尿里冲水作假。

　　父亲一生，爱土如珍，惜肥似宝。儿时读小学时，吃完早饭，父亲嘱咐的不是要好好学习，而是叫我“放了屎”再走，还经常教导我们“屎”要拉到家里来。肥料在农耕人眼里至高无上。

　　我家做豆腐养猪，栏肥和灰比人家多，一年挣的“肥料粮”够养活一个人。为多积肥，只要有空，父亲就叫上我去砍柴割草。那时农村有个习惯，天未放亮，劳作人就要出门割“头”草，回来垫栏才能吃早饭。积肥成集体和农户的共同行动，扫垃圾焐灰，种花草（苜蓿）翻田，还有拾牛粪、翻塘泥的，只要是能当肥料用的，办法有的是。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农民们突然亲睐起“化肥”，觉得使用起来省力省时又卫生，农家肥的命运就此逆转。化肥成了农耕肥料的主旋律，公共厕所内的肥料再也无人问津。为甩掉人粪尿的包袱，如今建房设置卫生间，人类排泄物干脆直接入下水道，源源不断汇入母亲河，成为一大污染源。

　　行文至此，想起2011年3月美国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所长郝克明先生慕名来到浙江，想依循百年前美国学者凯恩足迹，寻访先人笔下的东方乡村，感受百年后的中国农耕文化。但他却依稀看到百年前美国遭遇“石油农业”的影子，部分土地因征用被抛荒，一些田地上随意抛洒农膜、农药瓶，新闻频频出现农药超量导致的“食品安全危机”。

　　今天，农家肥走了，农家肥的主人也走了，留守田园的老人们省劲地用着化肥，指望它带给我们丰收。然这些化肥催生出来的农作物，却没有了往日的本色地道，餐桌上的米饭佳肴也缺少了先前的纯正鲜美。这一时空带来的反差，是我那耿耿的怀旧心情使然，还是我的感官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