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泛参与,坚持不懈,才能赢得蓝天白云——
看洛杉矶怎样与雾霾战斗
1943年7月26日清晨,美国洛杉矶的居民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正堕入漫天阴霾之中。从当年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看出,烟雾像一块灰色的大毯子笼盖天际,全城的街景、楼房、汽车都被雾霾遮掩。空气中弥漫着浅蓝色的浓雾,走在路上的人们闻到了刺鼻的气味,很多人边走边擦拭不断流泪的眼睛。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人类与雾霾的战斗全面展开。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许多城市普遍发生了烟雾污染,成为导致多人丧生的环境公害。饱受雾霾折磨的人们迅速行动起来,以防治法令的陆续出台为主要标志和关键手段,一系列环保理念被几代人年复一年地付诸行动,蓝天白云最终得以重现。今天,当我们为自己身处的城市陷于雾霾之害而哀叹,并欣羡他人头顶明净的天空时,回望这段历史,当能体味:清洁的空气是靠坚持不懈的战斗赢得的,需要每一个热爱城市生活的人参与其中,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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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1943年的洛杉矶。因为当时正在同日本作战,市民们甚至一度怀疑雾霾是敌人发动的化学攻势。自己家园周遭的空气正在变坏,并生成了有毒物质——这始终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大块厚厚的烟幕降落到洛杉矶市中心,明明是白昼,却昏天黑地,远近都是模糊空间,能见度为三条街之内。正是酷热的夏天,热浪相助,“毒气”变本加厉,袭击人们的眼睛和喉咙,产生难以忍受的刺痛之感。
雾霾凶猛。人们眼之所见,尽是这样的场景:人行道上,一个童子军帮一个女孩子擦掉被烟雾熏出来的眼泪;有人在电影院前举牌卖气球,牌子上写着“新鲜干净的沙漠空气”;一家俱乐部举办宴会,出席的人都戴着状如驴头的防毒面具。家长们不让孩子上学;运动员只能在室内训练;柑橘和甜菜都枯萎了,农民们垂头丧气;诊所和医院里挤满了患头痛和哮喘的病人……好莱坞的演员想了一个促狭的点子来发泄不满,他们设计的广告词说,在罐头里装满雾霾,再送给你的仇人,连买刀的钱都省了。
这种恶劣的天气,突如其来,却经久不散。恐慌在洛杉矶蔓延。舆论认定一家排放丁二烯的化工厂是罪魁祸首。市政府很快关闭了这家工厂,但是雾霾并没有减少,反而越发频繁。人们开始意识到,雾霾产生的原因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而要消除它也不是一夕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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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二战结束了,但是对雾霾的战斗却刚刚开始。1952年和1955年,洛杉矶先后发生了两次严重的“光化学烟雾”,每次都造成数百名65岁以上老人因呼吸系统衰竭而死亡。警钟正在敲响,洛杉矶已经从“天使之城”变为“雾霾之城”,城市的天空被讥讽为“冲坏了的胶卷”。
富有良知的科学家和负责任的媒体挺身而出,向大众揭示出雾霾的真正成因。洛杉矶在数十年间迅速膨胀成为全美第二大城市,大型工厂林立,超过250万辆汽车每天都把大小道路堵得水泄不通。从各类烟囱尤其是汽车排气管里冒出的碳氢化合物等物质在紫外线照射下就变成了有毒有害物质。
研究结果同时表明了必须采取的措施:建立高效公共交通系统、逐步淘汰柴油车、加装排气净化器以解决汽油燃烧不完全问题等。专家还建议成立涵盖整个大洛杉矶地区的空气污染控制机构,赋予其广泛的权力以制定和实施控制空气污染的规章制度。
科学家的研究让洛杉矶市民意识到,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造成了目前的污染,心爱的汽车就是污染源——这需要很大勇气来面对。随着“把汽车整干净”和“把燃料整干净”的理念渐成共识,从市到州,一系列级别越来越高的法规被制定出来。第一次有专人检查炼油和燃料添加过程中的渗漏和汽化现象,第一次建立了汽车废气标准,第一次对车辆排气设备作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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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与雾霾战斗的道路注定是漫长的。加州政府对汽车装备标准的规定遭到了福特汽车公司等汽车制造商的抵制,而限制汽油中的烯烃最高含量并提倡开发天然气等新型燃料则让石油大亨们怒不可遏。人们开始意识到,面对跨国产业巨头,应当寻求联邦层面的立法,才能使局面有根本性的好转。
1970年4月22日,在一位哈佛大学法学院学生的倡议下,全美各地超过2000万人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呼吁人们行动起来,参与到保护环境的事业中。这次游行后来成为世界性的环保运动,即每年4月22日的“世界地球日”。
这次全国环保大游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大规模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直接催生了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也直接推动了美国国会在当年即颁布《清洁空气法案》。
1970年《清洁空气法案》是一项全国性的立法,具有广泛的约束效力,被视为一座里程碑,加上此后的多次修正案,构成了相对完善的法律规范体系。法案规定由联邦政府制定空气质量标准,列出了空气污染物质名单,制定了车辆的认证、检测、减排配件应用等多项制度,对燃料的生产也做出明确规定。根据法案还设立了联邦环境保护总署,除了赋予其实在的管理权力外,法案还规定环保总署可以对污染空气的行为提起民事和刑事诉讼。这些都在未来的空气污染治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洛杉矶治理雾霾的成果,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经逐步显现出来。在这场漫长的战斗中,民众和政府守护家园的强烈责任感和参与精神令人印象深刻。今天,我们和70年前的洛杉矶人面对同样的境遇,同样有别无选择的紧迫感:警醒起来,并立刻付诸行动。
(本报记者 曾福泉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