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亭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16个部分当中，有一个部分是专门阐述城乡发展的体制变革，标题叫作“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开篇第一句，就指出了“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十年前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曾提出，“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其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所谓经济，从理念、体制、方式、结构到结果，不过是一连串的“因果链条”组成的“冰糖葫芦”。有什么样的体制，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构和结果。从最终的结果“反弹琵琶”倒推上去，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一体化的发展，是离不开“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变革的，我想这也是《决定》第六部分之所以起这样一个标题的缘由。

　　我曾在北京召开的一个城市化国际研讨会上说过，城乡分割和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体制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点。虽然二元结构体制的诸多表征已随着改革开放推进不复存在，但由于改革并未实质性触动相关的户籍、土地和财政制度，城乡二元结构并未彻底破除。因而在事实上，它成为“多年来谋求集约化发展，然而始终难于摆脱粗放式经营”，以及未能“健康有效地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决定》21条强调了“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用语非常直白，态度极其鲜明。一是“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无论是对“集体资产股份”的占有权还是有偿退出权，收益权还是继承权，抵押权还是担保权，一网打尽全覆盖，相比当初“大包干”时推出的使用权和经营权，大大拓展了。二是“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不但承认了“农民住房财产权”，今后还要做到可抵押、可担保、可转让，探索“以房生财”之道。三是“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房产地产物产资产，都可交易。当然，事前必须“确权”，“交易”必须纳入“公开、公正、规范运行”的轨道。

　　《决定》22条强调了“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其中就市场角度的要素交换而言，用的是“平等”；就政府角度的公共服务而言，用的是“均衡”。生产要素权益、劳动报酬、土地增值收益，甚至存贷款的联动，都是通过“维护”和“保障”用语所体现的公平交易。而农业补贴、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建设，包括基本公共服务，都是政府本着城乡“一碗水端平”、“均等化”提供的均衡配置。对于农业保险，政府要推进完善；而社会资本投资农村，政府则要采取“鼓励”的积极态度和“允许”的开明立场

　　《决定》23条强调了“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绕不开城镇化问题。我们要推进的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这就要求矫正过往城镇化实践中存在的“见物不见人、兴城不兴业、重形不重神”的偏差，走好“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除了推进城市建设管理创新，切实提高城市对于人口和二三产业集聚的综合承载能力以外，最重要的改革任务就是两条，一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一是“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意味着与之相关联的城乡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住房和社会保障制度、公共财政制度，都要进行相应的改革，以使“农民工”为表征的城乡人口无序流动，最终回归至“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正常社会变迁。

　　市场化和基于市场化的政府作为，像一条红线，贯穿了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的改革，由此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进一步选准了路子，也必将赢取更大的进展。

　　（作者为区域经济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