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梁国瑞 李茸

　　“3个项目入围了！”11月11日下午，嘉兴市明月路108号的独栋小楼里，一个“内部消息”在私底下迅速传开。

　　57岁的杭嘉生没有加入相互打探的行列，他已经知道，自己创办的嘉兴市益弘救援中心递交的《蒋水港亲水河道水上救生项目》，已被政府确定购买，并将获得首期5万元的公益金资助。

　　这栋并不起眼的小楼，是嘉兴市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中心所在地。本月初，中心正式对外宣布：经过一年的“孵化”，8家社会组织已经成功“出壳”，具备独立运营、管理能力。

　　“益弘”正是其中之一。

　　对于“益弘”这样的草根社会组织而言，项目被政府部门选中并付费购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出壳”。

　　一个草根社会组织，从尝试民间公益，到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中间经历了怎样的蜕变与重生？

　　水上救援，渴望“救援”

　　一开始，杭嘉生并没有想到做公益。10年前，他只是一个业余时间爱好健身、游泳的人。

　　2009年，热心的杭嘉生，发起成立南湖区冬泳协会，并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起初只是为了规范南湖的冬泳队伍，包括下水的时间、地点等”。

　　同年7月，嘉兴市区的蒋水港亲水河道经清淤整治后开放，成为市民夏季游泳的好去处。因为没有配救生员，河道里每年都有溺亡事件发生，甚至有人将其称为“夺命河道”。

　　“能不能到那里做些志愿服务？”连续几年有人溺亡，冬泳协会的成员们开始私下合计，准备派人到亲水河道巡逻，客串“救生员”。

　　2011年，杭嘉生找到主管部门对接，希望获得政府支持，“他们起初很赞同，说要列入2012年工作方案，但等到操作时，又犹豫了，认为风险太大。”杭嘉生能理解体育局的顾虑：做好了固然是好事，万一出事故，谁来担责？

　　多方接洽，南湖团区委最终为他们提供了2000元装备费，并允许他们以志愿者协会的名义，在蒋水港水域开展日常巡逻、紧急救援等服务。

　　“有了这笔钱，我们自己再贴一点，购置了橡皮船、救生圈、救生杆等设备。”杭嘉生说，2012年夏天，协会正式尝试做公益：每天下午1时到5时，派出5名会员巡逻，“当年就救起了5名落水者。”志愿者巡逻时，再没有市民溺亡。

　　意外还是时有发生。在没有志愿者巡逻的清晨、晚上，仍有群众下河游泳时溺亡。“有一次，溺亡事件发生后，就有市民质疑：救生员去哪里了？为什么晚上不巡逻？”甚至，有人对他们参与救援的资质提出质疑。

　　杭嘉生惊出一身冷汗。“这样做确实有很大风险：我们游泳水平好，救生技能是否过硬？万一没救起，或者志愿者本身出了意外，谁来承担责任？”杭嘉生说，群众的质疑不无道理，以冬泳协会甚至志愿者协会的名义，事实上并不能参与水上救援。

　　能否将会员们培训成水上救生员？这是解决资质问题的根本出路。然而，杭嘉生一打听，又犯愁了，“以50人计算，培训加考证，费用约5万元，我们哪来的钱？都是义务做公益，要大家既出力又贴钱，太为难。”

　　他们也找过相关部门，对方愿意帮忙安排培训，却没有名目可以开支这笔费用。

　　无奈之下，协会只好“偷梁换柱”，给志愿者做了一张“红十字救护员证”挂在胸前，这是他们此前在市红十字会培训中心学习心肺复苏等救护技能后取得的证件。“群众看到有证，就不多问了。其实这个证是不能用于水上救援的。”杭嘉生说。

　　专业孵化，不再“裸泳”

　　去年8月，杭嘉生在当地媒体上看到一则公告——筹建中的嘉兴市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中心招募入驻机构，“这也许是个好机会！”带上相关资料，杭嘉生随即递交了申请表。

　　当年10月27日，冬泳协会正式签约入驻，成为培育中心第一批入驻的14家社会组织之一。按照招募说明，入驻中心的都是未经注册或虽已注册但发展情况并不理想的社会组织。

　　“以一年为一个培育周期，第一个月是初步考察，接下来的两个月就进行定位分析，理清未来3年的发展规划。”嘉兴市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中心主任商人龙说。

　　为了让入驻的社会组织得到更加专业的指导，中心特意聘请了专业团队——国内著名的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担任技术指导。在入驻后的前3个月，不少社会组织的定位和职能都被调整，有的甚至完全改头换面。

　　冬泳协会的名称并未保留下来。“专家建议说，服务内容不能局限于水上救援，而是要打造嘉兴第一家民间救援组织，弥补这一空白。”杭嘉生说。随后，他们决定重新申报注册“嘉兴市益弘救援中心”这一全新的社会组织。

　　接下来的“孵化期”里，筹建中的“益弘”迅速成长。培育中心免费提供办公场所、办公设备、培训场地，以及配套的法律咨询、财务代理等免费服务，甚至连水电都是免费的。除此之外，中心还定期举办专业管理培训，并每月召集例会，推动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资源共享。

　　“我们梦寐以求的专业培训和技能证书，都是在这里实现的。”益弘救援中心总队长唐凯强从抽屉里拿出《游泳救生员注册证书》和《游泳救生员职业资格证书》说，今年6月，在中心的牵线搭桥下，首批40名会员参加了水上救生员培训，并取得了这两本证书，“他们还答应，不仅是培训费，今后这些人每年验证所需的200元费用，也一并解决。”

　　水上救援以外的专业培训也不断进行：今年年初，50多名新队员免费参加红十字会培训，取得初级急救员证书；4月，参加南湖区消防大队组织的消防理论知识和火灾逃生等实战演练；10月，两名队员参加全国登山协会主办的山地救援培训，并参与了余姚洪涝的救灾……

　　现在，“益弘”在嘉兴渐渐有了名气。一些退伍士兵、民兵、驴友等具有专业技能的志愿者，也纷纷主动要求加入，“以前都是求人为我们的公益事业做贡献，现在我们的腰杆直了，参加了全国救援联盟，主动来找我们的单位更多了。”杭嘉生说。

　　今年8月，“益弘”正式完成注册手续。

　　公益服务，谁来买单

　　“益弘”步入正规发展轨道后，杭嘉生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资金是个大问题。”仅今年1月至8月，包括注册费在内，他已经往里贴进去数万元，而救援器材、队员服装等开支，一直是靠个别政府部门时有时无的项目补贴来维持。

　　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今年，我们仅蒋水港就投入了600人次的志愿者服务，每天有十来个人在现场，如果没有有效的奖励机制，明年肯定没有这么多人肯来了。”他担心的是，社会组织本身不盈利，但提供公益服务需要成本，这项服务如何长期维持？

　　这也是商人龙一直琢磨的事：如何为入驻组织争取更多的公益资源，让他们可持续地健康发展？在恩派的建议下，培育中心开始尝试申报公益项目的形式，为社会组织的服务，寻找买家。

　　“今年年初，我们就开始推行项目概念，让专家指导他们做项目设计，然后我们集结成册，打包找政府部门甚至商会、企业等对象来购买。”商人龙说，8月底截稿时，共收集到24个成熟的项目，涉及资金约167万元。

　　“益弘”早在6月底前就上报了两个项目——《“救”在身边——蒋水港亲水河道水上救生项目》、《“救”在心中——安全自救培训项目》。

　　“水上救援项目，是政府无暇顾及而百姓又急需获得的服务。”商人龙分析说，嘉兴有南湖、湘家荡等大面积公开水域，但此前并没有一支专业的水上救援队伍。也正因此，这一项目能顺利入选。

　　即便如此，“益弘”仍感不足。《蒋水港亲水河道水上救生项目》申报时预算金额为30万元，而政府的公益金资助却仅有5万元。

　　为了给会员们提高福利待遇，“益弘”还尝试用自身服务换取福利。今年4月，嘉兴市第二医院要更换两台电梯，“益弘”连续两个月，派人为他们做安全保障。作为回报，院方则为20多名志愿者提供免费的健康体检。

　　商人龙则忙着寻找企业界的买家，“不久前，我们刚与民政局一起，找了嘉兴异地商会，对接这些公益服务项目，先找金融机构，然后工商联，一个个推荐过去。”

　　另一个好消息是，近年来，嘉兴政府部门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力度正在加大。

　　“前年，市本级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资金是200万元，去年增加到300万元，今年已经达到500万元。”嘉兴市民政局副局长金渊说，社会组织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提升自身的实力，以承接更多政府“简政放权”后转移的社会服务职能。

　　■ 专家点评

　　曹锦清（中国著名社会学家，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社会组织”中的“社会”一词，指的是不同于政府和市场的“第三部门”，按照资源来源与服务对象划分。对政府来说，社会组织大多能够承担一定的社会公共服务，通过培育，让它们专业起来，进入更多的服务领域，这是政府提高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有效办法。目前，社会组织培育在全国各地普遍处于尝试阶段。“嘉兴模式”刚刚起步，判断其最终能否成功，现在或许还为时尚早，但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和借鉴已有经验，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并且值得期待。

　　杨建华（浙江省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省社会学会会长）：截至去年底，浙江已有注册社会组织约31000个，各类备案社会组织5万多个。但浙江的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的能力仍显不足；不少社会组织管理方式老旧；甚至有些人打着公益旗号牟利。嘉兴成立培育中心，为社会组织提供咨询和专业培训，这种探索很有意义。要想让社会组织尽快成长，政府除了加大培育、扶持社会组织的力度，还应更好地分清政府、市场、社会三方面的角色，特别是在公共服务领域，能由社会组织承担的职能，都应尽可能地转移。社会组织只有在更多的实践操作中，才能发育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