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众多官员腐败案件中，有一个角色时常出没：行贿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很多时候直接导致了腐败案件的发生。今年1月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明确规定了行贿入刑的标准，无疑给行贿人下了一道紧箍咒。然而目前，“重查受贿、轻办行贿”现象仍然存在，成为亟待破解的一道司法难题。

　　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永嘉人李秀堂双手发抖。因为想让建房的审批程序走得“快”一点，他自作聪明地向永嘉县上塘规划所原工作人员叶某、徐某（均另案处理）各送去8万元，同时还塞给上塘国土所原工作人员李某（另案处理）22万元。

　　一失足成千古恨。今年6月，李秀堂被永嘉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年近半百的他，不得不面对冰冷的铁窗生活。

悲催：　　破碎的财富梦

　　李秀堂今年47岁，是永嘉县南城街道李家村村民。李家村有个元宝寺，常年香火很旺，不少温州市区的烧香客为求方便，就在村里寻找住房。

　　李秀堂从中嗅到商机。正巧村里公开出售一块近7亩的闲置土地，他赶紧和3个同村好友商议，每人出资3万余元，以10万元的价格买下这块地，准备建老人公寓租卖给烧香客。原以为一切水到渠成，不想他们在土地部门办手续时“卡壳”了，因为公建项目不允许个人私建，老人公寓的事只能搁浅。但李秀堂并非一无所获，因为跑审批的这段日子，他结识了上塘国土所工作人员李某。当时，李某分管李家村的私建项目审批。

　　在李某的指点下，李秀堂等人改变了策略，以私人建房的名义审批。他们找到4名亲戚朋友，说服他们以每人2000元的价格出卖“人头户口”用于土地审批，并顺利通过了李某这关。

　　2002年6月，李秀堂等人开建第一栋房屋，共3层9间，建筑面积约900平方米，在建时所有房间就被预订一空，建房费用都来自购房者的预付款。这栋房子赚了约25万元，一伙人欣喜若狂。2003年初，李秀堂等人一致认为，李某在审批时帮忙很大，而且接下来还得倚仗他，就决定拉拢他，许以股份，共享富贵。不料，第二栋房子在上塘规划所的审批过程中卡了壳。原来，该所工作人员叶某现场察看后认为，房屋临近山坡，容易崩塌开裂，需要做安全鉴定。李秀堂等人急了：要是存在安全隐患的事传扬开去，谁还愿意来买房？于是，他们通过另一名工作人员徐某的亲戚牵线搭桥，与徐某面谈，答应事成之后给好处费。第二栋房子顺利通过各项审批，李秀堂等人以人均3000元的价格从5名村民处买来了“人头户口”，建起建筑面积约1400平方米的大房子，又轻松赚到约60万元。紧接着，第三栋、第四栋房屋也陆续上马。4栋房屋，李秀堂等人总共非法获利240余万元。除了各自的分红，他们分别给当时的上塘规划所经办人员叶某、徐某8万元，给当时上塘国土所的李某22万元。

　　短暂的欢愉，却换来终生的痛苦。办案检察官认为，李秀堂等人为谋取巨额经济利益，在不符合村民申请宅基地建房条件的情况下，收买本村其他村民，以这些村民的名义向规划、国土部门提出建房申请，并向规划、土地部门工作人员行贿，已经触犯了刑法相关规定。最终，永嘉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

危害：　　看不见的黑手

　　在法庭上，李秀堂一再强调，自己并不知道给别人“好处费”，是一种犯罪行为。

　　经办检察官说，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解释》，重新细化了行贿犯罪数额处罚的标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行贿2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或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

　　记者从省检察院了解到，近年来，伴随司法机关打击力度的加大，行贿案件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当下，一些行贿人改变了“一事一求一贿”的传统做法，从“感情投资”入手，力求一次得手，多年经营，将一些掌握重要权力或有发展“潜力”的国家工作人员掌握在利益同盟关系网中，谋取巨大而稳定的经济政治利益。如省检察院查办的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原局长黄萌，其在任湖州市副市长、市长期间多次收受当地企业老总贿赂。而且，现在行贿手段更趋隐蔽迂回，“反侦查能力”不断增强。有的行贿者通过低价买房、买车等方式行贿，给权钱交易披上合法外衣；有的则以委托理财、投资分红、合作经营、搭“干股”等经营方式进行利益输送；还有的本人不出面，通过第三人甚至“职业贿赂中介”行贿。比如湖州市检察机关查办的当地港航系统窝串案中，就发现有的行贿人通过与港航系统内部“关系熟悉”的“黄牛”出面行贿相关管理人员。此外，行贿方式期权化，犯罪潜伏期长。为掩盖贿赂犯罪事实、逃避法律追究，一些行贿人在受贿人为其谋利后并不立即贿送，而是等多年以后，甚至受贿人退休以后，再以顾问费、咨询费、聘任薪酬等名义贿送。

　　有关专家指出，行贿犯罪从表面看不直接危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但它的社会危害是非常严重的，是腐败现象的源泉之一。

破局：　　一把尺量到底

　　然而，记者从我省各地检察机关了解到，目前，因为行贿获刑的案例并不多。不仅是我省，在省外这一现象也普遍存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曾做过估算，当前，行贿者受到司法追究的比例，可能仅为受贿者的1%。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法律专家表示，这主要是目前法律上对行贿罪和受贿罪规定的“不对称”造成的。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而对受贿罪，刑法中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立法的意图是为了保持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处罚受贿者比处理行贿者要重。

　　当然，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限于目前的办案条件，不少司法机关侦查贿赂案件时，往往是以行贿人为突破口的。

　　今年6月，甘肃华亭原县长、县委书记任增禄受贿案在兰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宣判。法院审理查明，2005年12月至2012年6月，任增禄利用职务之便共收受贿赂款、物折合991万余元，另有411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然而，向其行贿的129名官员仅有4人被治罪。

　　很多案例显示，行贿人和受贿人虽然是拴在一根线上的蚂蚱，数量往往并不对等，一名受贿人往往对应多名行贿人。不过，当某个受贿人“落马”后，他所对应的行贿人有时却能全身而退。

　　法律专家表示，严惩受贿又宽办行贿，危害其实很大。因为行贿人全身而退后，很快又会“重操旧业”，去盯另一个有缝的蛋，从而进入恶性循环。如果这种行为蔓延成风，将会严重破坏法治建设和社会公平。难怪有法律人士将此举形容为“开着水龙头拖地”。

　　根据刑法规定，受贿罪以5000元为“起刑点”，个人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而根据《解释》，行贿罪则以1万元为“起刑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因此，有关专家表示，要一把尺子量到底，行贿、受贿一样严惩，必须对现行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对行贿罪的量刑加以提升，来增加行贿者的违法成本，从源头上震慑贿赂犯罪，降低部分官员被腐蚀的几率。同时，要破除部分司法机关在侦查贿赂犯罪时的“口供依赖症”。只有不断提升侦查技术和侦查能力，才能让行贿人讨价还价的“资本”逐步消解。

　　■新闻背景

　　我省检察机关查办的行贿案件特点：

　　●行贿人以公司企业经营人员和个体户居多。从掌握的情况看，这两类人员约占80%，其中不少是企业老板和经销商。

　　●行贿方式以传统的财物为主且金额呈上升趋势，给予现金、购物卡、贵重财物、有价证券等传统贿赂物仍是主要行贿方式。

　　●发案领域广但又相对集中，尤以工程建设领域为高发区，其他突出的领域有行政审批、医药购销领域、国有单位采购、土地开发出让等。

　　●行贿人多头行贿、多次行贿的现象比较普遍，贿赂犯罪窝案、串案大幅上升，办一案查一串挖一窝现象比较常见。

　　■专家观点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徐进辉：行贿行为增加的后果，绝非单一的受贿犯罪相应的增加。很多案例证明，挪用公款、滥用职权、徇私枉法、徇私舞弊等犯罪，也都会相应增加，因为这些犯罪背后的真正驱动力，都与特定利益相关。刑罚的确定性、严厉性和及时性，是公认的刑罚威慑效应形成的三个必要条件，有必要针对行贿犯罪“改进刑罚”。